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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资料看滇藏茶马古道的历史渊源

时间:2011-12-13 | 来源:《巴蜀文化研究动态》 | 作者:李钢

  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在滇、川、藏“大三角”的从林草莽之中绵延盘旋着一条神秘的古道,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传播古道之一的“茶马古道”。“茶马古道”兴起于唐、宋之际,是连接和沟通云南、四川与西藏等省区之间一条重要的经济、文化通道。茶马古道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祖国内地与西藏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为加强汉藏及各民族团结合作,开发祖国边疆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茶的角度而论,我们所谈的这条“茶马古道”兴起的时间要晚得多,但是从滇、藏、川与周边相关地区考古文化的联系中看出,在“茶马古道”兴起前数千年甚至上万年前这条连接亚洲东西和我国南北的古道就已经存在了,由于汉文史籍从甲骨文算起不过3700年,藏文创制更不到1300年,因此,这条古道的史前史一直隐藏在茫茫迷雾中,成为“茶马古道”研究着墨最少的一环。在此,本人想借助近几年来的考古材料,对滇藏茶马古道的历史渊源作初步的探讨,旨在抛砖引玉,敬请学者方家不吝赐教。

   一

   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水系,沿着横断山脉的峡谷自北而南,成为沟通我国西北、西南地区交通的天然走廊,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在这条走廊上活动,这已在40多年前“丽江人”发现时就得到了证实。

   1960年在丽江漾弓江木家桥发现了三根人类股骨,其中只有一根石化程度很深,是古人类遗骸。1964年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人头骨一个,属少年女性。头骨具有一定的原始性,表现出明显的蒙古人种特点,属于晚期智人,定名为“丽江人”。与丽江人一起出土的动物化石有鹿、牛、云南早已灭绝的剑齿象和犀牛等,这个地层的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在丽江人出土地点还先后发现了28件石制和一件钻孔鹿角工具。旧石器有石片、刮削器、砍斫器、石球、石核等,属旧石器晚期遗物。近年来,省内的文物工作者又在木家桥、蛇山等地采集到了一批细石器。1993年又在海拔3384米的云杉坪采集到10件石制品,其中有石片、砍斫器和石核等。

   与丽江相临的香格里拉县近几年在旧石器考古发现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1998年10月和1999年7月,迪庆州文管所、博物馆和云南省考古研究所古人类室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察队,先后对迪庆境内的旧石器遗存线索进行了两次考察。在海拔3340米到3910米的大小中甸草原西部的高原面上,共发现了19个旧石器地点,采集了21件典型的打制石器。石器的主要类型有砍斫器、刮削器、尖状器,盘状器、石片、石核等。由于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这批旧石器还缺乏相应的地层关系,目前还不能确定它们的绝对年代,但就其相对年代来讲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则大致不误。

   滇西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打下石片一般不经加工即予使用,经过第二次加工的石器很少,打片用锤击法,具有我国华北旧石器常见的特征,其中“丽江人”遗址出土的“10多件多面体球状器十分引人注目,它们的形状和制作技术等特点与华北地区丁村、许家窑等地的同类制品很相似”。还有“丽江人”的蒙古人种特征,说明滇西北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已经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与外界已有密切的联系。

   青藏高原的旧石器考古发现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6年7-8月,中国科学院的地质专家在那曲以北的长江源头首次发现了十几件打制石器。1966年至1968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在定日县东南的苏热山南坡发现了数十件人工打制的石片以及用石片做成的刮削器和尖状器。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先后在申扎、双湖、日土、普兰、吉隆等县采集旧石器168件,主要器形有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等。1982年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湖滨阶地的砾石层中发现了一批人工打制的石器,石制品种类有石核、石片、石锤、刮削器、石钻、砍斫器等。“根据碳14测定和地层对比,这批(石)制品的年代距今大约3万年”。

   青藏高原发现的旧石器在石器类型和制造工艺方面着重表现在:石器类型中,石片石器占有很大的数量,石片石器均用锤击法打片,多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并保留砾石面;石器工具的组合则以砍器、边刮器、尖状器三种器形最为普遍,这些都是华北早石器常见的特征。

   尽管目前所掌握的旧石器时代的材料还比较有限,但是从已有的成果可以看出,滇藏之间以及两地与黄河流域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存在着很明显的共同文化因素,似乎可以说明我国华北与西南的远古居民在种族来源上有着共同的根子,而且相互之间的氏族、部落群体之间已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还有“丽江人”头骨化石的蒙古人种特征,从人类学方面证明滇西北与北方等地的联系。毫无疑问上述旧石器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是通过一条通道的连接而实现的,茶马古道研究学者陈保亚教授称这条贯穿于我国西北与西南的古道为“晚期智人古道”。

   二

   新石器时代滇西、滇西北和金沙江中游地区曾存在着三种新石器文化类型,即:戈登村类型、白羊村类型和大墩子类型。这些文化遗存既带有鲜明的本土地方特色,又包含了黄河流域的氐羌文化因素和北方草原文化因素。

   戈登类型。“滇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以戈登类型为代表。该遗址系1958年在维西县戈登村一洞穴内发现,出土一批石器、陶器、骨器和哺乳动物化石。石器有斧、锛、刀、镞、针、石球等33件。陶器以高领、宽耳器为特征,纹饰有绳纹、树叶纹、水波纹、网状方格纹等等,以树叶纹为特征”。“其上限不超过卡若,下限不晚于白羊村。”年代当在4000年左右。1959年在中甸县小中甸乡区哇顶北山坡发现新石器遗址一处,出土磨制石器和陶片一批,器形与戈登遗址的器物非常接近。1978年在宁蒗永宁发现新石器遗址一处,出土石器和陶器28件,器形与戈登遗址出土物极为相似。云南维西戈登村遗址的陶器无论从质地、器型上说都接近寺洼、卡约文化,说明滇西北新石器文化与古代羌族有关。

   白羊村类型。该类型遗址遍及洱海地区的大理、宾川、剑川、洱源、祥云等县,1980年在宾川县白羊村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居住遗址,同时还发现了24座墓葬,据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3770±85年。白羊村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牙器、蚌器共516件。陶器有:罐、锛、缸、杯、带耳和三耳器等。石器有:斧、刀、凿、锥、镰、纺轮、石球等,其中开刃于“弓背”的新月形石刀最为典型。这种新月形石刀直到今天还被藏族喇嘛和纳西族东巴收藏,作为护身符或法器。

   1957年在剑川县海门口发现了一处铜石并用的文化遗存,其总体上讲仍然属于新石器时代范畴。遗址出土有陶器、石器、骨角器和铜器。陶器有罐、豆、纺轮、砺石及装饰品,石刀作新月形,与白羊村相同;铜器有斧、铖、刀、凿、鱼钩及手镯等14件。2008年对海门口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共发掘面积1395平方米,清理出的遗迹有“干栏”式房屋建筑架构、柱洞、火堆、人骨坑木桩 和横木等。出土文物约3000余件,有石器、陶器、骨器、牙器、木器、铜器、动物骨骼和农作物遗存等。这次发掘遗址文化堆积清晰,可分为十个层位,延续时间长,其年代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铜器时代。该遗址出土了稻、粟、麦等多种谷物遗存,证明了来自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已经延伸到滇西北地区。

   大墩子类型。遗址多分布在龙川江流域,其中元谋县境有大墩子、下马云登、张二村、马大海、新发村、大那乌、下棋柳。禄丰县境有大田、盐丰,永仁县境有菜园子、磨盘地,姚安县境有方家屯、菜家山等13处。元谋大墩子遗址系一村落遗址,文化内涵包括陶、石、骨、角、牙蚌器和各种动物骨骼,并发现住房、灶坑、窑坑和墓葬等遗迹。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多罐、瓮一类平底深腹大器;纹饰以绳、篮纹和素面为主;葬式有竖穴土坑葬、圆坑墓和瓮棺葬等。大墩子遗址的年代约距今3000-4000年。

   上述遗址在房屋建筑、瓮棺葬、陶器刻符、圜底钵、尖底瓶陶器等考古学文化特征上均与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相同,随着2008年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时粟米的发现,有力地说明了云南洱海地区、金沙江中游地区及滇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古氐羌族有较多的关系。“滇西和滇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显然与我国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齐家文化有关。特别是通过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的发掘,看得愈加明显”。

   西藏的新石器文化主要有三种类型:以藏东河谷区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以雅鲁藏布江流域拉萨曲贡村遗址为代表的曲贡文化和主要分布于藏北高原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藏北细石器文化。其中的卡若文化是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西藏原始文化遗存之一。卡若遗址1977年和1979年的两次发掘,共发掘面积1800平方米,发现房屋遗址28座,出土打制石器6000多件、磨制石器511件、细石器366件、骨器400多件、陶片二万多件,还发掘出了大量粟类农作物和动物骨骼。根据碳14测定,出土文物分三期,早期的绝对年代在距今5300-5100年间;中期在5000-4800年间;晚期在4500-4300年间,各期之间有间隔,说明其上的居民不是连续居住,而是经过多次迁徙,前后延续时间达1000余年。

   以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虽然具有较浓厚的地方特点,但是,它与同时代黄河流域文化和稍晚的云南滇西、滇西北等地原始文化的渊源关系更值得关注。从打制石器的形状、磨制石器的类型、平底陶器、出土粟米和房屋建筑等的文化特质上看,以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卡若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卡若文化早期阶段受黄河流域氐羌系统原始文化影响较深,甚至有可能有一部分氐羌系统的民族群体迁移到这里,后来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

   综上所述,新石器时期滇西、滇西北地区的原始文化通过西藏东部与黄河流域之间有一条民族迁徙和文化传播的通道,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新石器古道”,而有的则称其为“西部游牧走廊”。

   三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滇西北地区发现了大量的“属同一风格、同一文化”的古代岩画,这批岩画被定名为“金沙江岩画”。在长约100公里、宽约60公里的范围内,集中分布有岩画51处,而且还在不断有新的发现。岩画分布于香格里拉、丽江、宁蒗等县的金沙江两岸,大多绘画于岩洞或岩厦的石壁上。岩画的技法主要有彩绘和凿刻两种,彩绘岩画颜料以赤铁矿为多,有一部分可能使用了动物血。凿刻岩画推测用尖硬的石头在岩面上凿刻而成。彩绘岩画95%以上的图像都是野生动物,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野牛,其次是鹿、野羊、猴、虎、人物及一些抽象的图案和符号,其中人物形象很少。凿刻岩画为抽象的人物和图案,风格和内容与贺兰山岩画极为相似。金沙江岩画绝大多数绘画在离水源较近、向阳采光好、前方较为开阔的岩洞或岩厦上,有几处崖画点的下方还发现有灰烬层、陶片、磨制石器等文化遗存,有的灰烬层厚达1米多。虽然目前对岩画与这些史前文化遗存之间的关系还没有作进一步的发掘研究,但是两者间某种内在的联系是应予高度重视的。有的研究者推测岩画为人类穴居时代的作品,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原始艺术已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云南省考古研究所艺术考古专家杨天佑认为:这些岩画与法国等西欧发现的岩画相似,可能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年代较早的岩画之一。所以,将金沙江岩画的年代确定为新石器时代是站得住脚的。

   2009年,迪庆州文物管理所在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与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相邻的羊拉乡的金沙江边发现了一处古岩画点。岩画使用敲凿法和磨刻法,在一块21平方米的黄色砂岩上刻有12只盘羊、鹿等动物,其图像风格和技法与贺兰山岩画如出一辙。

   西藏地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发现岩画以来,迄今共发现古代岩画地点近六十处。已发现的西藏岩画绝大部分分布在藏北地区,零星分布在藏南河谷地带,而藏东只发现了两个点。西藏岩画90%以上的图像都是动物,在所有动物中,出现数量最多的是牦牛,其次是鹿、羊、马、鹰、狗。西藏岩画的制作手法分为凿刻类岩画和涂绘类岩画两种。据专家研究与实验测定,西藏最早的岩画出现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为青藏高原早期金属时期的文化遗存。

   由于西藏岩画在描绘内容、表现手法等方面与金沙江岩画有诸多的相似性,同时,金沙江岩画和西藏岩画所反映的题材都是猎牧文化,所以,“西藏岩画兼有北方系统和南方系统的特色”。而有些学者直接就把金沙江岩画纳入到“青藏高原岩画系统”,在这里可以看出:在青藏高原与滇西北高原,以至于两地与西北之间在远古的时期已经存在一条“岩画走廊”,这条走廊上的民族群体甚至可能与欧州的远古文化有了某种联系。

   四

   进入青铜时代,藏东和滇西北高山纵谷地区最有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是石棺葬。石棺葬的分布,从总体来看是以横断山区中心向四面展开,向四周辐射到滇、藏、川、青均有石棺葬。这些石棺墓的年代为“春秋战国一直到两汉晚期”。

   据初步调查,石棺墓葬是滇西北地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古代文化遗存,目前已知的石棺墓葬点有上百处数千座。20世纪70年代以来,云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滇西北澜沧江、金沙江流域的德钦石底、永芝、纳古,香格里拉克乡、奔东、比虾、禹崩、车轴、虎跳峡、江边,丽江茨可、红岩、石鼓、大具、长水等地共发掘清理石棺墓葬100余座,出土了一批青铜器、陶器、石器、骨器、贝饰等遗物。青铜器有:剑、刀、镦、斧、匕、杯、镯、圆形饰牌、鹿头和马头杖头饰等。青铜器中的山叉格兵器类较为复杂,有较多的外来文化因素,其中曲茎剑、双圆饼剑首剑和刀背呈弧形的铜削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特点,而螺旋纹柄三叉格剑和铜柄铁剑与滇西青铜文化的同类器相似。陶器主要有陶罐和陶纺轮,陶罐“多有宽耳连于口沿,从单耳到三耳,即所谓的‘安福拉’式”。石器只见柳叶形和锥形两种箭镞。大鋬耳陶罐和柳叶形石镞在戈登新石器遗址中多有发现。

   “总的说来,(滇西北)青铜文化是在本地新石器文化基础与发展起来的一种土著文化”。同时“这批石棺墓和云南青铜文化关系是密切的……但它和西北地区远古文化的关系更值得注意”。另外,在对这些石棺文化进行研究时发现了藏族原始苯教流传于滇西北地区的迹象,这无疑为纳西族东巴教与藏族苯教的渊源关系找到了根据。

   近年来,在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及藏东峡谷区发现了大量的石棺葬遗存。这些石棺墓葬主要分布在藏东昌都的芒康、贡觉及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林芝、乃东、拉萨、朗县、加查等县,共计20多处,2000余座墓葬,考古界称其为“吐蕃石棺墓”。其上限可追溯自吐蕃王朝以前,下限则延至吐蕃王朝时期,即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7-8世纪期间。吐蕃石棺墓中出土的器物有磨制石器、陶器、骨器、铜器和铁器等。

   “吐蕃石棺墓中的主要器物,如大双耳罐、单耳罐、乳丁纹陶罐、三叉青铜剑等,有可能来自滇西,受滇西青铜文化的影响”。“相皮类型以及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石棺葬’中最具特色的陶罐口部俯视呈‘尖核桃形’或椭圆形是从寺洼文化的双耳罐中的‘马鞍形’口沿发展而来的”。由此可见,吐蕃石棺墓与横断山脉地区的石棺墓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首先,二者在文化特征上具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其次,吐蕃石棺墓在年代上晚于横断山区,所以,吐蕃石棺墓葬式,有很大可能是由横断山脉地区传入。这条石棺葬文化传播路线被称为“石棺葬走廊”。

   五

   滇、藏、川大三角地区史前相对稳定和寂静的历史进程在青铜时代被完全打破了,这一时期各民族的迁徙和交往异常活跃,众多部落和族群沿着自旧石器时代业已形成的“古道”和“走廊”,“北下”、“南上”,“东进”、“西出”,在这里与当地的土著先民汇聚、融合后更加频繁的移动。至此这条历经千万年沧桑和数不清先民们踩踏而成的古道迎来了它最重要的一个转型期,在公元7世纪中叶随着吐蕃势力的南下,茶马古道的兴起便水到渠成了。

责任编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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