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有其特定含义：它是指历史上藏、汉之间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主要交通要道。这条交通要道始于卫藏，沿雅鲁藏布江东行，经林芝抵达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枢纽——昌都。自昌都起，茶马古道分成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是自昌都折向南，沿澜沧江和金沙江河谷南行，经今察雅、芒康、德钦、中甸进入到云南西部产茶区。川藏道则分南、北两条支线：北线以昌都为起点，经江达、德格、甘孜、炉霍、道孚抵达今康定，由康定进入今雅安一带产茶区；南线亦以昌都为起点，向东经今察雅、左贡、芒康、巴塘、里塘、雅江抵达康定，由康定进入雅安一带的产茶区。

　　从史籍记载看，藏、汉茶马古道的开通应始于唐与吐蕃交往时期。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吐蕃赞普都松莽布支时，吐蕃已出现了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者饮用”，且对各种种类的茶已有所了解和区分，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知识的书，名为《甘露之海》。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和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两百余年，因此，在这一时期，内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且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信的。

　　不过，藏、汉之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分裂时期，此时饮茶的习俗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藏、汉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藏、汉之间的茶马贸易至明、清时代臻于极盛。茶马贸易不仅成为联系藏、汉之间的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连接藏汉之间的一条重要的政治纽带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密切和加强明、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乃至藏、汉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清末，由于印茶入藏，藏、汉之间通过茶马古道而进行茶马贸易开始受到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在此背景下，国家和政府角色虽开始逐渐淡出，但是藏、汉民间的茶马贸易却始终活跃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时代。

　　二、一份敦煌写卷所反映的茶马古道的早期历史面貌

　　起自卫藏，经昌都而向南通往今云南西部产茶区和经昌都而向东通往四川今雅安一带产茶区的茶马古道虽开始于唐宋时代，但这条道路本身却并非是在唐宋时代因茶马贸易才被人们发现和利用的。事实上，这条道路开通利用的历史极为久远，从史料及有关史实线索来看，可以说，至少从距今4-5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以来，这条道路就已经被古代人类所开通和利用，并已成为今川、滇、藏三地之间远古氏族人群迁徙流动及三地间文明传播的重要孔道。

　　在现存吐蕃时代遗留下来的敦煌古藏文写卷中，我们发现了一份异常珍贵的记叙藏地远古时代“恰”和“穆”两大氏族进行通婚和使者往来的文献，此即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 II。这份文献是用敦煌古藏文写卷中通常为非佛教内容写卷所采用的比较潦草的字体写成，现存63行，行文较为古朴，其内容是记叙“恰”的使者去到“穆”的地方，请求信奉“穆”人的宗教并接受“穆”人的统治，受到“穆”王的盘问。值得重视的是，这份古藏文写卷在记叙“穆”与“恰”两大氏族关系时一开始便写道：

　　“远古之初，辟荒之始，‘穆’与‘恰’联姻时代，‘恰’之使臣到了‘穆’之地界。”

　　可见，远古时代“穆”、“恰”是相互联姻的两大氏族。在藏族的传说与记载中，“恰”是吐蕃赞普王族所出之氏族。吐蕃时代留存的《工布第穆刻石》记：“最初，恰·雅拉达楚之子中的聂赤赞普为做人间之主而降到神山降多……”。据敦煌古藏文写卷和本教文献记载，“恰”的地理位置应在今西藏腹心地区，褚俊杰先生也认为“恰”最初的位置应在今天的后藏一带，后来逐渐迁到雅隆河谷。

　　那么，“穆”的地理位置何在？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II记载，当“恰”的使者抵达“穆”地方并受到“穆”王的盘问时，“恰”的使者有如下一段回答：

　　“我们是从下藏河头来的，迷了路，山谷险峻，河滩宽阔，曾遇到过人，那人头发是赫色的，眼睛是黄色的，声音嘶哑，手脚向里窝卷，他问我们：‘你们是谁的属民？’我们如实作了回答，说：（我们）‘是到‘穆’国去的‘恰’的使者。’他说：‘如此你们便是走错了路，这地方是恶鬼之地，而‘穆’国是在东南边。’说着便给指路。就这样（我们）到了‘穆’国地带。”

　　这里明确提到“穆”是在“恰”的东南方向。从“恰”使者称“我们是从藏河头来”，说明其前往“穆”的路线当是顺河而下。既然“穆”是在“恰”之东部，而其使者行进方向又是顺河而下，那么其所趋向的地区显然应该是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脉地区。从“恰”使者前往“穆”地途中经过了“山谷险峻，河滩宽阔”之地，并“遇到过獐子虎豹，也遇到过熊和马熊”等环境描述来看，均与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相吻合。此外，关于“穆”所处之环境，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II中还有以下两则重要记载，一则曰：

　　“‘穆’氏说：‘吾之‘穆’地。尊崇喜乐天神而早无破晓，温暖阳光照耀而晚无黄昏。此地山崖尽头有岩石环绕，苍天尽头也有界绳环绕，高处鸟禽无以飞越，低处鼠类不能钻过。”

　　另一则是“穆”王对“恰”使者进行盘问时的一段对话：

　　“‘穆’王说：‘我们这个邦国中，在边界达昌赤古塔（虎关万道弯）地方，有许多獐子、虎及豹、熊、马熊等。所有这些，只要遇到一种（就过不来）。若你们从天上飞来，（你们却）没有翅膀，若从地下钻来，（你们却）不是鼠类。你们的话中谎话太多，还是回去吧！’使者回答说：‘我等小人丝毫没有狡诈诡计，在‘穆’王（所说）的虎关豹关之地，遇到过獐子虎豹，也遇到过熊和马熊，（但我们）遇到山口则交过山费，遇到人则交过酬劳费，所以（他们）为我们指路，这样才能到达‘穆’王跟前。”

　　从以上两则记载，我们可以看到，“穆”所处的地理环境当在地势险峻之地，即所谓“高处鸟禽无以飞越，低处鼠类不能钻过”。同时记载中提到，“穆”地“早无破晓，温暖阳光照耀而晚无黄昏”，从这一描述看，“穆”地当是处在山谷险峻及峰峦遮蔽的河谷地带，因为只有这样的峡谷地带才符合“早无破晓”、“晚无黄昏”的条件。此外，从“温暖阳光照耀”一语，说明其地日照强烈但气候较为寒冷，当为高原之地。另从“穆”王与“恰”使者的对话中，反映出从“恰”到“穆”的地界不但路途曲折、遥远（以至“恰”的使者迷了路），而且要经过许多山口，道路极为艰险。正如“穆”王所言：“我们这个邦国中，在边界达昌赤古塔（虎关万道弯）地方，有许多獐子、虎及豹、熊、马熊等。”“达昌赤古塔”地在何处已不可考，但从“穆”王所说在由“恰”通往“穆”地的属于“穆”的边界地方，要途经所谓“虎关豹关之地”，该地有“有许多獐子、虎及豹、熊、马熊等”来判断，这个所谓“虎关豹关之地”，很显然是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更确切地说，应是指今天的藏东和藏东南地区一带。在以上所列几种动物中，我们姑且撇开熊和马熊（棕熊的一个亚种）不论，仅以虎、豹獐子这三种动物可大体确定所谓“虎关豹关之地”的位置。

　　以虎而论，虎在青藏高原地域属极为少见之珍稀动物，且种类只有孟加拉虎一种，其分布仅见于西藏东南部地区即今天林芝地区墨脱和察隅一带的常绿阔叶林中。考虑到古代藏东地区的气温要较现在温暖，当时虎的分布也可能向北延伸到波密一带。所以，从虎这一动物来判断，“穆”之边界的“虎关豹关之地”当在今天的藏东南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藏东南地区一带也恰好是豹和獐子这两种动物的主要分布地区。豹在西藏亦属少见之珍稀动物，西藏的豹主要有雪豹、金钱豹和云豹三种，然三者都仅分布于藏东及藏东南地区：雪豹分布于藏东及藏东南山地暗针叶林或常绿阔叶林中；金钱豹分布于藏东及藏东南针阔叶混交林中；云豹则分布于波密、察隅、墨脱针阔混交林带和常绿阔叶林中。獐子，学名为麝，麝在西藏虽非珍稀动物，但其分布同样也仅限于藏东及藏东南一带。西藏的麝主要有马麝和林麝两种，马麝分布于西藏东南部的山坡灌丛草甸和针叶林地带中；林麝则分布在察隅、波密、芒康、左贡等地的暗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和常绿阔叶林中。

　　由此可见，由于虎在青藏高原的分布仅限于西藏东南部地区，而豹和獐子这两种动物在西藏的分布也同样限于藏东及藏东南一带，所以由此来判断，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 II中提到“恰”的使者前往“穆”地时所途经的同时存在虎、豹、獐子等动物的“虎关豹关之地”，显然应是在今天的藏东及藏东南一带。事实上，这一方位也正好与“恰”使者所称他们是从“河头来”相吻合。因为既然“穆”是位于“恰”的东南方向，那么“恰”使者前往“穆”的路线就必是沿着雅鲁藏布江或其支流尼羊河向东行进，趋往藏东和藏东南一带。这一沿河道向东行进的路线不仅是历史上沟通西藏与川西高原的主要通道，也是今天作为川藏干道的川藏公路的南线，是川藏之间最直接和最可通行的一条道路。不过需要指出，从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II的记载看，位于藏东及藏东南一带作为“穆”之边界的“虎关豹关之地”，显然只是“恰”使者前往“穆”之地界的一个途经之地，而并非其目的地。“恰”的使者显然是经由这一地带继续向前行，最后才到达了“穆”王居住之地。而由藏东南、一带继续前行，自然即进入到了今天的川西高原地区。所以，由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 II所反映的“恰”使者的行进路线和方位来判断，“穆”之地界以及“穆”王居住之地当主要在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区一带。

　　对于“穆”的位置是在横断山区一带的事实，法国学者石泰安先生的从语义学和古地名途径所进行的研究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在今四川松潘县境内有“毛尔盖”（dmu-dge，“dmu”的藏文音读作“穆”）的地名；在今西宁附近宗喀地方有穆苏（mu-zu）家族；在今四川丹巴县东北有一嘉绒（金川）本教神山叫穆尔多山（mu-rd。或mur-rdo ）；在西宁河下游有一条河名穆日河（dmu-ri-chu ）。这些广泛存在于青海以南至川西高原一带的含有“穆”的地名、山名、河名和族名等地名学材料，也证明“穆”氏族最初的地理位置应在今天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的朵康川一带。

　　关于“恰”是在今西藏腹心地区而“穆”是在青藏高原东缘的朵康之地这一点，我们尚可从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II中记载的另一个事实得到印证。据该写卷记载，当“恰”的使者来到“穆”地时，首先被“穆”的仆人发现，呼喊道：“有几个木桩般大的小人、黄羊般大的小马过来啦！”在穆王对他们进行盘问时，“恰”的使者始终以“我等小人”自称。可见，在“穆”人眼中，“恰”人以个头矮小为特点，且此特点亦为“恰”人自己所认同。自然“恰”人的矮小在这里显然是相对于“穆”人而言，它说明与“恰”人相比，“穆”人的体格要普遍高大。本世纪初，戴烈斯勒（F.Delisle ）、杜纳尔（W.Turner）、莫仁德（Morant）三位外国人类学者曾先后对60多个藏族人头颅进行过测量和研究，根据测量结果，他们把藏族人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体质类型：藏A型和藏B型。藏A型又称“僧侣型”，其特点是短头型、面孔宽、身材较矮小；藏B型又称“武士型”或“康区型”，其特点是长头型，面孔相对窄，身材较为高大。并认为康区即今天的横断山脉地区是藏B型的故乡，藏A型则以卫藏地区为代表。此研究结果与藏人的实际情况相符。即便在今天，康区一带（主要为横断山脉地区）的藏人体格也普遍较卫藏地区要高大。戴氏等人的研究结论乃是依据本世纪初的藏人体质材料作出的，而在自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向康区扩张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卫藏与康区两地居民实际上已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混血。因此可以断定，在藏族传说中的所谓“远古之初”，两地居民在体质上的差异要比今天更为突出和显著。因此，从“恰”人个头矮小而“穆”人体格高大这一点，也足以印证“恰”为卫藏地方之氏族而“穆”应为朵康即横断山脉地区之氏族。

　　三、昌都：考古文化遗迹所反映的古代文明传播孔道

　　以今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氏族人群进行交往联系的重要通道，这一事实，不但从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6II中可得到充分说明，从考古文化遗迹上同样可得到有力的印证。

　　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两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眠江上游地区、雅碧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

　　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现在藏东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均有发现，但正式发掘和公布的资料不多。其较为重要的要算1986年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昌都贡觉香贝清理的5座石棺墓。该地1975年兴建区公所时就曾发现石棺墓多座，但均被毁不存，而清理的5座墓是未被毁坏的。5座墓中有4座是石板墓，即用石板围棺，另一座墓则是用扁平石块砌成墓室。5座墓共出随葬器物13件，其中陶器11件（原简报误为9件，但实际的叙述中是11件）、铜器两件（均为铜刀）。从香贝石棺葬所出陶器的整体风格看，与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的陶器完全一致。香贝石棺葬的发掘者指出：“香贝石棺墓葬的葬具和出土器物与四川巴塘雅江石棺墓葬具和出土物十分相似。橄榄形器口、圆球形器体和陶篡等随葬器物也是以四川西部山区为中心的其它‘石棺葬文化’类型墓中所共有的。香贝石棺墓中出土的I式双耳陶罐、陶簋等与四川巴塘雅江石板墓中所出的I式双耳陶罐、陶簋，及甘孜县吉里古龙墓葬所出的Ⅲ式双耳陶罐，I式陶簋基本一样。石棺的型制及单耳陶罐与吉里古龙墓葬的型制及单耳陶罐也基本相似。所以，香贝区石棺墓葬的时代也应与四川眠江上游石棺墓葬的时代相当，即在战国秦汉时期。”发掘者同时还指出：“香贝区石棺墓葬土扩竖穴石棺的型制和双耳罐、单耳罐、长颈罐、陶簋等文化特征与西藏卫藏地区的其它石棺墓葬在文化特征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却与四川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相似。贡觉与眠江上游距离较远，又有金沙江天险，可能贡觉、藏康、昌都一带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定居着一个较大的部族。”罗开玉先生在将香贝石棺葬的出土器物同横断山区石棺葬的器物进行综合比较后，也指出：“西藏香贝石棺出土器物与川滇西部高原出土器物属同一系统。如双耳陶罐，与云南纳古所出基本一致；陶簋，与云南纳古石棺所出一致，与甘孜吉里龙石棺所出略有小别；铜短剑（原简报定为刀），极接近巴塘札金顶所出短剑。香贝石棺形制，与现已掌握的川滇西部高原石棺形制大同小异，葬法亦为一次性入葬、单人葬，与川滇西部石棺相同。……因此，我认为香贝石棺与川滇西部高原石棺属同一文化系统，尤其接近四川甘孜、云南纳古的石棺葬文化。”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香贝石棺葬墓代表了川滇西部古代氏族人群向金沙江以西地区的迁移，它们极有可能就是这些人群在向西迁移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

　　此外，在贡觉县城北学校周围也曾发现多座石板墓，出土了较多随葬品，但均被毁不存。1986年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在该县作文物普查时对其中的一座残墓进行了清理，发现陶单耳杯、铜耳环、铁刀各1件。陶单耳杯为直口、平底，呈圆筒状，高仅11.2厘米。因出土器物太少，其性质难以判定。从陶单耳杯呈平底看，与横断山区石棺葬中的陶器大多为平底是一致的，故估计应与香贝石棺葬墓大体为同一系统。

　　再往西，在昌都县城西北5公里的昂曲河东岸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内，也发现一座石棺墓。该墓打破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T1第一层，棺室四壁系用天然砾石叠砌而成，顶部用直径8厘米的棚木（遗朽木痕迹），上覆盖砾石而成。其葬式为侧身屈肢葬，墓主为25-35岁的男性。墓中随葬品为1件小平底双大耳罐，罐侈口，腹微鼓，腹饰棱及刻划纹。发掘简报指出：“根据M1的形制和殉葬陶器，与贡觉香贝区石棺葬相比较，该石棺葬显得较原始，推测其时代当约在战国以前。”小恩达石棺墓与香贝石棺墓文化特征大体一致，二者均出有小平底双耳罐，只是小恩达石棺墓所出双耳罐器形约显原始，显示其时代可能要比香贝石棺墓早。双耳罐为横断山区石棺葬中最常见的器物，且小恩达石棺墓所出双耳罐的类似器形，在雅江呷拉及眠江上游理县佳山寨石棺墓中均有发现。所以，小恩达石棺墓显然与川滇西部的石棺墓属同一文化系统。小恩达石棺葬的发现说明，至少在战国以前，川滇西部横断山区古代人群的活动范围已达到澜沧江以西地区。

　　自昌都往西，在林芝都普曾发现百余座石棺墓，但大部分被毁，1988年西藏文管会在此发掘了残存的7座石棺墓。该地的石棺墓形制分为两种，一种是两侧墓壁用较粗的方形石块垒砌，头脚两端则用石板相砌，上置石板封盖，无底板。另一种则是墓室均用石板拼砌而成，上亦用石板封盖，无底板。石棺墓中出有陶罐、陶壶、陶钵各1件。均为夹砂灰陶，陶罐和陶壶两者器形差别不大，均为鼓腹、小平底、细颈小口，口外侈，均无耳。两者的器形与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早期第三层中所出的Ⅲb式罐和IV式罐极为接近。由此看来，都普石棺墓的年代较早。简报认为：“都普石棺葬的年代较之都普遗址的年代为同时或较晚，与曲贡村文化时代相当，但早于香贝石棺葬，其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这是大体准确的。都普石棺墓所出陶器与卡若文化相接近，同时其鼓腹、小平底罐的基本风格又大体与香贝石棺葬的陶器相一致，其年代又略晚于卡若遗址而早于香贝石棺葬，界于两者之间，很可能是两者之间的一个中间型。所以，从总体上说，都普石棺墓仍应属于与藏东原始文化和川滇西部石棺葬大致相同的文化系统。

　　自林芝再往西，在位于藏南谷地腹心地带即藏族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山南地区也普遍发现石棺葬。其中以隆子县境内发现的石棺葬地点最多和最集中。该县现已发现的石棺葬地点有：俗坡、新巴、松巴、龙许、列、加玉、雪萨、格西、三安曲林、斗玉乡夏拉木、库久塔等等。

　　在位于隆子县南部属门域地区的错那县，也曾发现了石棺葬。据当地藏族、门巴族群众称，石棺葬俗在本民族中绝不实行，故此地的石棺葬当是古代遗留是没有问题的。

　　在山南乃东县结桑村也发现石棺葬，并进行了考古发掘。在调查发现的15座石棺墓中，发掘清理了3座墓。墓葬形制可分两种：一种是用石板拼砌墓室的石板墓，另一种则是用石块垒砌墓室。但所出随葬品不多。其中地表无封土的石棺墓年代较早。根据对山南隆子县夏拉木石棺墓中人骨标本的炭14年代测定，其最早的年代可早到距今约2500～3000年，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末期。

　　此外在后藏日喀则仁布县姆乡让君村、萨迩县吉定乡典掂等地也都发现了石棺葬。

　　综合起来看，西藏目前发现的石棺葬主要呈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除拉萨曲贡和藏北石棺葬以外，西藏石棺葬的分布主要是集中在昌都、林芝、山南和日喀则一带，即东起金沙江、西迄雅鲁藏布江中游的一个长条形的地带。且在这一地带中，除昌都系为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沐域地区外，自林芝起，石棺葬主要是沿着雅鲁藏布江中下游进行分布，并且主要是集中分布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地区。

　　二，从石棺墓的形制上看，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一线的石棺墓存在明显的共性。如这一带的石棺墓均较为狭小，一般仅可容尸，且棺底均不铺底板，直接建墓于生土层上。但上述地区又有一定的差异，昌都、林芝地区的石棺墓既有用石板拼砌墓室，也有用石块垒成的墓室；山南地区则以石板拼砌墓室的作法较为普遍，墓口也多用多层石板加以封盖，但也同时存在用石块筑墓的做法；而日喀则的石棺墓则表现得很不规则，往往是用石块筑墓。

　　三、从石棺墓出土器物看，则卫藏地区与藏东昌都、林芝地区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在拉萨、山南和日喀则亦即卫藏腹心地区石棺墓中出土的陶器多为圜底器；而藏东林芝、昌都一带的的石棺墓中出土的陶器则主要是平底器，且以一种细颈小口平底陶罐为常见。这种陶器器形的区别极为明显，两者的地域分界约在林芝与山南之间。但同时，拉萨同山南、林芝之间石棺墓的内涵也存在差异，如林芝和山南的石棺墓中均普遍出有一种通体磨光的条形石锛、石斧，其中特别以林芝一带较为流行，但这类器物却不见于拉萨的石棺墓。

　　从以上三个特点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与川西及滇西北地区石棺葬之间的关联性。首先，从石棺葬的分布主要集中在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一线即东起金沙江、西至雅鲁藏布江中游的这一狭长地带来看，就很能说明问题。我们知道，从川西高原越过金沙江，经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的南线（川藏线的主线）均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前面提及的敦煌藏文写卷所记“恰”的使者前往“穆”地（横断山区），自称“我们是藏河头来”，经过“虎关豹关之地，遇到过獐子虎豹，也遇到过熊和马熊”，走的正是这条路线。可见，此路线在极古老的年代就已开通并为人们所利用。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而这条路线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所以，这条路线很早就成为横断山区与西藏腹心地区两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主要通道是毫无疑问的。而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在夏商至东汉以前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另一方面，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又绝大多数是集中分布在由横断山区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这一现象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它可以充分说明，西藏的石棺葬与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着异常密切的相关性。而这种相关性不仅预示着，川滇西部横断山区的古代人群可能是西藏石棺葬（至少是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一线石棺葬）的主要传播者，同时也预示着远古时期川滇西部地区的古代族群的活动及其文化可能曾大幅度地向西扩展，并对西藏的原始居民产生了较大影响。

　　另从石棺墓形制上看，昌都—林芝—山南的墓多兼有以石板拼砌墓室和以石块筑墓两种形制，而日喀则的石棺墓则多趋不规则，往往是用石块筑墓。以石板拼砌墓室是横断山区石棺葬最主要和最常见的形制。因此，从石棺墓的形制看，显然是越往西变形越大，而越靠东则越与横断山区石棺葬相接近。这一现象似同样显示了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一线的石棺葬与横断山区石棺葬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此外，在林芝和山南地区石棺葬中较为常见的通体磨光的条形石锗和石斧等，在崛江上游理县、泣川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有发现，这也表明了西藏林芝和山南地区的石棺葬同川西北地区存在着联系，表明川滇西部横断山区古代氏族人群的影响已达到藏族最早的发祥地——山南谷地一带。

　　事实上，假如我们把考古文化的视野扩大，川滇西部横断山区古代氏族人群向今西藏境内的迁移扩展可能要比石棺葬的时代早得多，至少可上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后期。从考古发掘的证据看，今川滇西部地区时代最早的一批石棺墓，其所出的陶器、石器均可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相衔接。也就是说，该地区石棺葬与当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是直接从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而来。从目前的发现看，在川滇西部石棺葬分布的范围内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相当丰富，有云南忙怀、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永仁菜园子、丹巴中路、雅安狮子山坟川龙溪沟阿尔寨、理县箭山寨、坟川姜维城等等。而尤为重要的是，1977年在藏东的昌都卡若也发现了大型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该遗址文化堆积极厚，发现大量遗物遗迹，出土石器近8000件，陶片二万多片，能辨认器形者达1234件。该遗址经科学发掘，正式将以该遗址为代表的这一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命名为“卡若文化”。最值得注意的是，藏东卡若文化同现今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分布范围所发现的众多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鉴于卡若文化与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脉区域诸原始文化所存在的大量共同点，遗址的发掘者在《昌都卡若》报告中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认为：“这也许意味着它们（指卡若文化与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脉区域诸原始文化——引者）都属于古代中国西南地区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中的不同分支。“笔者以为，这一见解是相当精辟而独道的，也是完全能够成立的。事实上，卡若文化与石棺葬民族之间的关系，还可由另一点得到证实。在卡若遗址中，发现了三段用砾石垒筑的石墙、两座用大块砾石垒筑的圆石台，同时还发现了三处用石头垒砌而成的石围圈。对垒砌的圆石台和石围圈其用途不明，童恩正先生认为：“圆石台、石围圈等可能和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在全国其它原始文化中不多见。”在卡若遗址中发现的这些众多的石砌建筑遗迹，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卡若遗址的原始居民是擅长于石质建筑的民族；二、石质建筑当与卡若居民的某种原始宗教观念及信仰有关。实际上，这两点与横断山区古代夷人实行的石棺葬俗是完全吻合和对应的。川滇西部地区的古代人群普遍实行石棺这一葬俗，同样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表明他们显然是擅长于石质建筑的民族；第二，石棺葬这一独特葬俗的采用，最初肯定同他们的宗教观念和宗教信仰有关，当缘于他们宗教观念中对“石”的独特的理解或崇拜。所以，卡若遗址中石砌建筑尤其是与宗教有关的石圆台、石围圈等石砌建筑遗迹的发现，显然表明了卡若居民与川滇西部地区后来实行石棺葬的人群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他们应该属于同一个大的族系系统。对此，卡若遗址的发掘者在报告中也指出：“卡若文化对这一地区（指川西高原、滇西北横断山脉区域——引者）的影响，甚至在以后的历史时期中也能看到。在今西藏及川西高原地区藏、羌、嘉戎等族居住的范围内，各种建筑中仍然广泛使用砌石技术，而主要的住宅形式则是一种石墙平顶的方形两层房屋，称为‘碉房’，此种传统在史籍中历代均有记载。卡若建筑遗存的发现，使我们能够将它的历史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所以，卡若文化属于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区的原始文化系统，并且是后来实行石棺葬古代人群的先民之文化是完全可能的。

　　目前，同属于卡若文化系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藏东地区多有发现，其中有昌都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林芝星县云遗址、居木遗址、加拉马采集点、红光采集点、墨脱县七处采集点等地点。这些遗址和采集点所出石器、陶器的类型与风格与卡若遗址的出土物大体相同。这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与川滇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和石棺葬有着紧密联系的卡若文化在藏东昌都、林芝一带已有着广泛的分布，该文化的居民无疑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居民。

　　以上事实说明，卡若文化所分布的昌都—林芝一带，不仅是远古时期卫藏与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当时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带。它在藏地早期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四、对茶马古道之历史与文化内涵的几点认识

　　综上所述，我们可对茶马古道之历史与文化内涵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茶马古道并不是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事实上，早在唐宋时代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已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和有关史实线索看，这条道路被开通和利用的历史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抑或更早。

　　二、昌都一带是这条古道上的一个重要的枢纽地区。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象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代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这足以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经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而昌都之所以能在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而且又处于这一孔道上最重要的枢纽地区。我们从卡若文化中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域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这就充分说明卡若文化具有非常浓厚的复合文化之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而且是这一文明传播孔道上最重要的枢纽地区。

　　三、唐宋以来的茶马古道虽是一条藏、汉之间进行茶马贸易的主要交通要道，但这条古道的意义显然决不仅止于藏汉之间的茶马贸易。事实上，它附载了非常厚重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它是一条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走廊，许多的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状态的古文化至今仍在这里积淀、保存，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钥匙与线索同时掩藏其中。它是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交流与传播孔道，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之间乃至藏族内部各个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也都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这条古道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横断山脉地区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地区，尤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成为展示西部异彩纷呈且极具魅力的民族文化的一个独特画廊，而且也会给茶马古道沿途的民族带来生机。

　　作者简介：石硕，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长期从事藏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