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星生，四川成都人，藏名嘉措。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西藏收藏家协会会长，西藏博物馆名誉馆长，西藏大学客座教授。先后被评为“美国联邦肯塔基克罗最高荣誉奖”、“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十大杰出人物”、“时代功勋·感动中国60人”等。曾用5年时间为人民大会堂西藏厅设计创作《扎西德勒图》等7幅大型壁画，并入选上海世博会西藏馆陈列。新创作的布面国画《天地瑞祥图》入选由中国美协在上海举办的“上海世博会中国美术作品展览”。

　　关于城市 硬件和软件都美好了，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

　　记者：您为人民大会堂西藏厅设计创作的大型壁画《扎西德勒图》成功入选上海世博会西藏馆，作为西藏馆的艺术顾问，请您谈谈西藏馆的设计理念及亮点。

　　叶星生：《扎西德勒图》亮相世博很偶然，春节前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世博西藏馆设计实施单位电话，说他们老板从网上看到这幅作品后，认为所表现的内容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会主题很吻合，后经西藏世博办领导小组研究同意而决定采用。这对于一位艺术家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西藏馆的设计方案以“天上西藏”为主题，以新西藏、新发展、新生活、新变化为主线，表现形式上以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展馆外立面是一幅高7米、长63米的拉萨城市画卷，画卷中的城市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被连绵雪山湿地及飘扬的哈达所环抱，平静的拉萨河碧波荡漾，雄伟的布达拉宫金碧辉煌。第一展区是“幸福天路”，由8块55寸液晶屏模拟的青藏铁路列车车窗，屏幕从右向左呈流线型排列，形象逼真。第二展区为播放8分钟左右的《天上西藏》主题影院，通过实拍和数字技术集成，集中展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变化。第三展示部分是一栋具有藏式建筑风格的拉萨民居，及大型电子屏幕上的拉萨街景。

　　记者：作为一名美术大师，请您从美学和艺术的角度谈谈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

　　叶星生：从城市功能上讲，应该通过简易便捷的方式来满足城市居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从城市文化讲，在发展中一定要保护好中华文化这个“根”，并以多元文化的方式来创造性地满足社会各阶层的精神需求；从社会结构上讲，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营造一种平安、和谐、幸福、美好的城市氛围，给城市和人民尽可能多地留些生态空间、文化空间；从城市建设上讲，从整体到每一个细节都应该将其作为一件艺术品来构思和打造，要具有前瞻性、长期性，对每一个城市人来说，我们应该像珍惜自己的家人一样来呵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友善地对待这座城市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因此，只有做到硬件和软件都美好了，城市才能让生活更美好。

　　记者：您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些城市给您印象特别深刻，这些城市的发展规划都有哪些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呢？

　　叶星生：从全球讲，我比较喜欢奥地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城市。这些城市给我总的印象是如诗如画，每个细节都让人感到是为人的需要与舒适而设计的。国内的一些城市也各有特色，比如海南的空气、昆明的温度、上海的时尚、成都的闲适、西藏的神秘文化。但将气候、生态、生活、文化等各方面综合起来考虑，我还是首选成都，成都是一个便捷、舒适、包容的城市，适合各类人的生存与发展。

　　关于美术 最珍贵最有纪念意义的画，是我9岁时画的《山茶花》

　　记者：您的人生充满传奇，当初是如何走上美术道路的？

　　叶星生：父母在我6岁时就离开成都进藏，我和外祖父、外祖母在老家相依为命。窘迫而又孤独的家庭环境，让我渐渐沉迷于美术。我家附近住着四川画家冯冠父，老先生患有肺病，很多人不敢靠近，只有我经常帮他倒痰盂扫地。他便赠我纸笔让我涂鸦，还不时鼓励我。后来，外祖父还请了当时颇有名气的画家周子奇、陈亮清来辅导我。

　　1961年，13岁的我从成都来到西藏，成为西藏中学第一个汉族学生。现已故去的我的美术教师西洛老人是十世班禅的画师，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不仅教我如何画画，还教我如何做人。

　　记者：在您的所有画作中，您认为最得意的是哪一幅呢？

　　叶星生：很难说哪幅画最满意，只能说在不同的时期画出不同的画，才有了我的今天。但说到最珍贵最有纪念意义的画是我9岁时画的《山茶花》，当时父母在西藏工作很艰苦，母亲让我给父亲画一幅画，于是我画了这幅《山茶花》，还在上面写下“愿西藏建设得像鲜花一样美丽，献给我亲爱的爸爸”。当时西藏几乎没有交通，寄出两个月后才到我父母手中，这幅画保留至今，极为珍贵。

　　记者：现实生活中的您至今仍孤身一人，谈谈您的爱情故事和爱情观。

　　叶星生：我是个不懂爱情的人。我的初恋对象长得很美，是我到成都出差时别人介绍的，后来她也进藏了。一次，当我出差回家看到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唯独不见了我装藏品的筐子。一问，才知道被她丢到了与别人合用的工作室里，当我急匆匆赶到那里时，筐子在但藏品不在了。那一瞬间，我就感到她并不那么美了。矛盾最激化的是当《赛牦牛》获了奖，我要去北京领奖，临走的那天，她拽着我不放，情急之下我动手打了她，于是她离开了我。没想到，20多年前的那次失手，让我至今仍孑然一身。不过我并不孤单，因为我的藏品就是我的“三千佳丽”、我的精神家园。

　　关于收藏 它们是我的“孩子”，是我的精神支柱

　　记者：您的画价格不菲，又是收藏大家，却过着清贫的生活，朋友称您是“坐拥上亿资产的穷光蛋”，您从没想过变卖藏品来改善生活吗？

　　叶星生：收藏害了我但也救了我。它让我穷困潦倒、身无分文，为了收藏，我不但变卖画作，节衣缩食，甚至经常举债收藏。为什么呢？说简单点，就是收藏让我快乐：逛八廓街快乐，收到好东西快乐，躺在藏品堆里抽烟、喝茶、睡觉更快乐，在梦里都要笑醒。所以我宁肯卖画，也舍不得卖掉这些东西，这是我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子”、是我的“孩子”、是我的精神支柱。

　　记者：收藏是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的，这么多年以来，您为此付出了哪些代价？

　　叶星生：最初是一种无意识行为，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自然就爱上这些极具美感的东西，摆在家中也赏心悦目，还可以当作静物来练习画画。真正谈得上收藏是在小有名气后，通过卖画有了资金，我便四处寻找“宝物”，每天逛八廓街，但任何大钱在博大精深的西藏文化面前都是小钱，所以我只能节衣缩食，克扣自己，也“虐待”朋友——我曾在如同火车车箱一样的便餐厅“宴请”政府领导；我曾用一锅鱼汤招待三拨客人，而称之自创的“老鱼汤”；为了收藏常变卖家产，甚至戴上大皮帽、白口罩混进老百姓的地摊叫卖自己的毛料西装。

　　记者：1999年，您毅然决定将呕心沥血数十载收藏的2300件文物捐赠给西藏博物馆，为什么要这么做？

　　叶星生：捐赠现场我至今记忆犹新，当运送40多箱藏品的汽车缓缓离开时，一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撕裂感让我不顾一切地迎着寒风哭着、喊着，跟着汽车追逐奔跑，那真是生离死别的感受啊。不过我并不后悔。我打算不再搞收藏了，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于是我拿了五千元钱，带着与我打拼多年的几位弟子去与八廓街彻底告别，并请长期帮我的藏族哥们好好吃一顿。但是到八廓街后，不仅饭没有吃成，反倒是这些藏族哥们又是如同以往一样帮我提回了从八廓街收来的“破铜烂铁”。

　　关于文化 媒体的镜头应对着诚实的劳动者、辛勤的耕耘者

　　记者：您是咱们四川人，却在西藏生活了40多年，请您谈谈西藏的发展变化。

　　叶星生：首先是城市建设，记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拉萨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全城只有一家餐厅和一家副食品商店。如今街道多了、宽了，坑洼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房子也大了，全国各地的商品汇集这里甚至比内地还要丰富，公路、铁路、飞机等交通四通八达。西藏的变迁用“天翻地覆”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过分。

　　记者：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刻不容缓，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您曾被评为“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和心得，并提出您的建议。

　　叶星生：不可否认的是，国家为西藏文化遗产的保护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但对流散于民间的有形、无形的文化遗产尚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参与，而最根本的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保护意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是民族的资本和骄傲，是不可再生的、金钱无法买到的珍贵财富，我们不仅应该保护，而且应该

　　奉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代代相传。

　　现在除了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发现、收藏、研究流散于民间各个角落的各类实物外，大力发展民营博物馆是一种很好的做法。

　　记者：您曾提出，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应纳入小学基础教育，让孩子认识到民间文化传承的重要性。而目前的文化状态如何？您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叶星生：我认为文化需要创新，但更需要维护，更需要培植我们中华文化的“根”，要树立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形象与尊严。所以我多次倡导要从小做起，并世代相传。我所崇尚的是以诚实的劳动与汗水灌溉出来的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路。但当今的文化状态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冲击，于是出现了一些根本不会画画的画家，文理不通的作家。而真正一步一个脚印，甚至苦其终身的艺术家、科学家却无人问津。所以建议我们媒体的镜头应该对着诚实的劳动者、辛勤的耕耘者进行记录拍摄，从而营造出一种崇尚真善美，追求高尚品质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