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青海走出去的作家杨志军在2005年第5期《当代》上发表了长篇小说《藏獒》之后，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不久前，由《当代》杂志社发起，读者网上投票，《藏獒》以绝对优势获得2005年度“优秀长篇小说年度奖”（“读者奖”），继而给当下的文学界、文化界带来了一股裹挟着青藏精神气息的旋风。本报副刊推出本期访谈，意在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这部实大声宏的作品。

　　记者：写作时想到过《藏獒》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吗？

　　杨志军：没想过它会轰动，在我看来文学早已过了产生轰动效应的年代，现在你说的这个“轰动”恐怕跟文学本身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主要是由文学衍生出了一些当下亟待关注的问题。比如精神空乏的问题，道德缺失的问题。面对一个天天都有物质诱惑的世界，一些人软弱得成了物质的奴隶。但多数人并不甘心对物质的沉迷，于是就自责，就迷惘。迷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它的结果就是寻找，就是伸手。我们找到了什么，抓到了什么？是《藏獒》吗？我替我的《藏獒》庆幸，也替我的《藏獒》担忧，当它由单纯的文学演变成复杂的文化时，它的负担就太重太重了。

　　记者：书的畅销给你带来了什么？

　　杨志军：现在还看不出能带来什么。我是一个孤静独立、自言自语的人，过去是，现在也是，周围的许多人都在谈《藏獒》和藏獒，只要不跟我谈，我就觉得跟我没关系。能带来什么呢？我一如既往地平静着。朋友们向我要书，记者们来家中采访，表面上有点乱，心里头纹丝不动。我不喜欢场面，反感张扬，默默地生活，默默地写作，是我一贯的风格。当年亚历山大带领军队从希腊一直打到印度河，正骑在马上趾高气扬的时候，一个瘸腿的老兵对他说：“陛下，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千万不要以为你搞出了什么成就，根本就没有，文学的魅力就在于你越搞越深奥，越搞越有新鲜感，越搞就越觉得刚刚开始。数学、化学、物理学等等一切学科都没有尽头，文学更没有尽头，因为它是生活的伴生物，生活是看不到尽头的。当然有时候也会高兴，就是听到有人说“你的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毕竟我写的是小说，小说能吸引一些读者，那就是作者的幸运。你是乐于营造，人家是乐于享受，各得其所，当然是好事情。

　　记者：有媒体称：《藏獒》是一部借“獒性”呼唤人性的小说，它所展现的忠勇、责任、牺牲、规则等，正好是我们所倡导的。您怎么看自己的这本书？

　　杨志军：这里的“獒性”是指“文化獒性”，獒性是对狼性的反动，也是人性指标的另类显示，是我们道德良心的体现。我写藏獒，也有一种用动物启蒙人类的冲动。藏獒是一种高素质的存在，在它的身上，体现了青藏高原壮猛风土的塑造，集中了草原的生灵应该具备的最好品质：孤独、冷傲、威猛和忠诚、勇敢、献身以及耐饥、耐寒、耐一切磨砺。它们伟岸健壮、凛凛逼人、嫉恶如仇、舍己为人，是牧家的保护神。说得绝对一点，在草原上，在牧民们那里，道德的标准就是藏獒的标准。人们喜欢藏獒其实就是喜欢它们那种沉稳刚猛而又宽宏仁爱的精神，喜欢它们那种生来如此的藏獒之德：放牧骏马牛羊，奔走万里雪山，驱逐豺狼虎豹，守护家国家园，感知凶吉祸福，不避苦难艰险。我在《藏獒》一书中多次提到了藏獒的优秀品德，比如在书的结尾我是这样写的：“那种高贵典雅、沉稳威严的藏獒仪表，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藏獒风格，那种大义凛然、勇敢忠诚的藏獒精神，在那片你只要望一眼就会终身魂牵梦萦的有血有肉的草原上，变成了激荡的风、伤逝的水，远远地去了，又隐隐地来了。” 这样一些品质，实际上是我们人类的优秀分子自古以来就孜孜以求的，也是人类很容易丢失的精神财富。我写藏獒，其冲动就是补缺，补缺人类的道德精神在物欲横流中被磨损被销蚀了的那一部分。明年是狗年，我希望我的《藏獒》是献给狗年的贺岁书，希望它能带给大家一种尊严、一种升华、一种美好的感觉、一种和平吉祥的心情。

　　记者：你怎样向没有读过《藏獒》的人推介它？

　　杨志军：它是陌生的，它是好看的，它是崇高的，它是童话的。它表达的是消除仇恨与报复，呼唤和平与友善的愿望；它靠拢的是善与恶、爱与恨、生与死的文学母题。它让所有喜欢狗的人理性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狗，让人际关系变得充满温情，让阴暗变得明朗、让失去平衡的心理找到安慰。

　　记者：有消息说，在今年的北京秋季书市上，《藏獒》成为领跑销量的畅销书，您认为畅销的理由是什么？

　　杨志军：由文学上升为文化，而且是极有现实针对性和普及性的文化，畅销就会成为必然。也就是说，畅销是文化心理和文化依托的需要，是被狼文化围困的人性寻找突围的举动，是扭曲的人格渴求自由渴求舒展的反应。

　　记者：您读过《狼图腾》吗？怎么看它的70万册的销量？

　　杨志军：我读过《狼图腾》，它是一本有个性、有生活、有悲悯的人道思想和忧患意识的作品，作者讲的并不是狼的成功和胜利，而是狼作为自然的代表和草原的主宰，无可奈何地走向消亡的悲剧过程，是人和狼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史。可惜人们看不到这一点，看到的只是狼的凶残和吃掉弱者的方式，并在无限夸大之后视为楷模。试想，如果我们都变成狼，岂不是马上就要走向悲剧了吗？我想说的是，《狼图腾》是一部不错的文学作品，但那些由偏读偏见衍生的所谓的狼文化，却是一堆人类的精神垃圾。我希望这70万册的销量能让更多的读者变得更加聪明，能让更多的人流下对草原生态惨遭破坏、狼群狼种走向消亡的眼泪，而不是产生狼吃羊的亢奋，因为充满了悲剧色彩的知青作者自己，也从来没有过这种莫名其妙的亢奋。《藏獒》的出现，藏獒的懿行美德的发觉，或许能够让人清醒地意识到：关于“狼道”、“狼经”的现代崇拜完全违背了人们的普遍愿望，违背了人性公德，它是极端利己主义的一种宣泄，是市侩哲学的一次喷溅。

　　记者：您曾经在《藏獒》的新书发布会上表示：“狼是极端自私主义的代表，过于凶残，一生都在为自己而战；但獒是一种舍己为人、大义凛然的动物，一生都为他人而战。”《当代》编辑周昌义提出“要以《藏獒》PK《狼图腾》”的口号，您对这场挑战怎么看，会成功吗？

　　杨志军：所谓的挑战是无意中的，至少在我是这样。写小说的时候完全没有想到。这样的挑战无所谓成功与失败，能在读者和专家心里形成挑战的格局，大概就算是一种成功吧，当然是无意识的成功。但这样的成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写了，你表达了，而且是在你热衷的领域富有激情和很有艺术地表达了你自己。我对我的表达并不满意，更不会满足，所以我还会坚持不懈地表达下去。

　　记者：一部《狼图腾》让狼文化大行其道，而在现实中狼和藏獒就是“对手”。所以，在您的《藏獒》出版时，就有这样的声音：狼（《狼图腾》）太火了，需要有唱对手戏的，而藏獒天生是狼的对手。有人认为《藏獒》在文化意义上，成为了“狼之后的精神旗帜”，你认为呢？

　　杨志军：作为文学，这两部作品各有所长，可以互增互长，藏獒和狼都可以自成一体，跟谁也没有关系。但作为文化，它们却是冰炭不容、针锋相对的。狼文化是霸者的文化，獒文化是平民文化。藏獒在这里是一个公正道义、舍己为人的符号。对那些不得不做羊的人来说，他还有两种比较可靠的选择，一是寻求藏獒的保护，二是慢慢地让自己变成藏獒，来遏制狼道的横行，而不是心甘情愿地一辈子就做一只可怜兮兮的羊。我反感泛滥成灾的狼文化，反感狼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我对此毫不掩饰，就像我在《藏獒》一书中借“父亲”之口说的那样：“狼是欺软怕硬的，见弱的就上，见强的就让，一般不会和势力相当或势力超过自己的对手发生战斗，藏獒就不一样了，为了保卫主人和家园，再硬的对手也敢拼，哪怕牺牲自己。狼一生都在损害别人，不管它损害的理由多么正当，藏獒一生都在帮助别人，尽管它的帮助有时是卑下而屈辱的。狼的一贯做法是明哲保身，见死不救，藏獒的一贯做法是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狼是自私自利的，藏獒是大公无私的。狼是奸诈的盗贼，藏獒是光明的公仆。狼始终为自己而战，最多顾及到子女，藏獒始终为别人而战———朋友、主人，或者主人的财产。狼以食为天，终身只为食物活着，藏獒以道为天，它们的战斗早就超越了低层次的食物需求，而只在精神层面上展示力量———为了忠诚，为了神圣的义气和职责。狼的生存目的首先是保存自己，藏獒的生存目的首先是保卫别人。狼的存在就是事端的存在，让人害怕，藏獒的存在就是和平与安宁的存在，让人放心。狼动不动就翻脸，就背叛群体和狼友，所谓‘白眼狼’说的就是这个，藏獒不会，它终身都会厚道地对待曾经友善地对待过它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