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杨志军出版的重要作品书目，我们就能大致了然杨志军的创作轨迹与关注视点，他的所有已出版作品，几乎都打上了鲜明的荒原烙印，可以称之为一座荒原雕刻。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杨志军就以独立边缘的姿态选择了他的书写方向，他一开始进入的就是荒原，而不是社会普遍趋同的主流话语的表述；他自觉地认同了自然，而没有把自己汇入喧嚣沸腾的群体性写作潮流。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他似乎一出场就表明了此后一生的创作轨迹，而且目标明确，信念坚定，仿佛是荒原天然择定的不二人选，要为荒原发出它们静默的声音。回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氛围，杨志军的写作不啻是一个异数，一个神秘而独特的文化存在。他一样被社会大潮所裹挟，但在潮流中他汲取的是个体所需的养分，于是在潮流中他第一次清醒自觉地选择了自我，而这个第一次他奇迹般的保持至今。他极少跟随某个文学派别，纵使受到一些大师的影响，也不会沉迷其中，亦步亦趋，他一直让自己游离于派别之外，也没有一个圈子限定他，他的思考和书写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边缘的气息。这使得评论界在面对杨志军时不知所措，无法用既知的评论语言和评论思维去评论他，也无法把他归入任何一个流派范畴，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异数。实际上，杨志军是极为典型的八十年代人，他的八十年代特征非常鲜明，可以说他保留了八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知识分子特点：激情、理想、对终极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探索、终极关怀、人文精神的持续燃烧和恒久绽放。从这样的责任和使命出发，杨志军最终抵达的是自然的荒原，他在荒原找到了他的精神家园，他一切写作的根柢。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杨志军既没有去反思政治历史，也没有去寻找传统文化之根，更没有在各种外来思潮中确定一条书写捷径，而是直接把他的触角探进了自然，探进了人与自然惊心动魄的断裂。时至今日，我们再来反观八十年代的创作，可以确证的是，杨志军的意识是超前的，他的思考和写作由于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人的视野，而与八十年代有了相当的距离，甚至隔膜。如果文学史要讨论这一现象，恐怕也难以界定他的写作出处，他就像是一个突兀的建筑，令人愕然地置身于我们所熟知的文学楼宇之间，沉默而坚韧地持久散发着他的独有的气息，固执而倔强地把他关于自然的生命信息传达出来，他的急迫和坚定，他的耐力和忧患，构成了他的庞大的荒原体系。

　  杨志军所书写的荒原有一个实指的地域，那就是青藏高原。他清晰准确地阐释了以往被我误读的一些概念：在地理位置上，青藏高原被称之为“世界屋脊”，耸立在地球最高处，是真正意义上离天最近的地方。这种自然所呈现的形态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原”是不同的，青藏高原虽然名为高原，但实际上山与原不分，行走在茫无际涯的原野上，也就是行走在高入云天的山顶上，大山大到极限就是原，高原高到绝处就是山，山原一体，浑融一片，是对“山”、“原”词语概念的模糊，也便有了混沌中清晰的高原面貌。青藏高原创造的是逆光式的深邃，静默无语的大美。而青藏高原的水更是源头的水，长江、黄河、雅砻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都发源于山峰极顶，那些水源之山都是在人文经典和社会意识中取得了崇高地位的山，都是人类精神的制高点。正因为如此，“山水”的意义在青藏高原就非同一般，它涵盖了全部自然的生命魅力，有着至高至纯的精神向度，成为人类关于生老病死的思考的源头。

　  杨志军详述了他所熟知的荒原，他的声音回荡在那块地球第三极的高大陆上。也许有很多身处其中至今仍生活于斯的人比杨志军更熟悉那片地方，但恐怕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了解和悲悯那个自然意义的高原，他是一个深入内里又出乎其外的荒原倾听者和倾诉者，两者兼而有之的身份让他比他者更敏锐更深沉地看到了荒原的灵魂，看到了荒原自然形态表象之下的生命呼吸。他展示那一条亘古以来的漫长荒原路途，在行走的游吟中洞悉自然的存在和秘密。是一个地理的青藏高原，是一个自然的青藏高原，却成为最为纯粹清澈的神性高地。

　  这是一个长长的高原梳理，也是一幅行吟者的醒目地图，在荒原的行走，无疑便是在人类高地的跋涉，其自然的地理路途标记，正是精神漂泊的雕刻记录：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也是唐蕃分界线的日月山，盛传水怪出没的中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柴达木盆地中世界最大最壮观的盐湖盐景，死寂之最的大戈壁，气势磅礴的茫茫大昆仑，羚羊野驴竞相奔逐的可可西里无人区，寥廓无涯的唐古拉山顶荒原，长江源头沱沱河，太阳一样耀眼的格拉丹冬雪山，绿野无极的藏北高原，雪山低头迎远客的念青唐古拉山，地热升腾云蒸霞蔚的羊八井，山岩嵯峨的拉萨峡谷，卧马塘的万山封闭的水边坦地上深藏的大昭寺哲蚌寺，与天接壤的布达拉宫，峰峦奇拔的横断山，凌虚而下的怒江，大水横溢的澜沧江，峻急翻滚的金沙江，险峰耸峙的雀儿山，横穿甘孜草原的雅砻江，雪峰突起的折多山，浪涌如峰的大渡河，峭壁连城的二郎山……

　  经历了荒原的数年行走，杨志军对荒原的自然视角已经深入到哲学思考，他清醒而犀利地看到了荒原之于人类的意义，它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杨志军进入了他的世界，他的行走的踪迹在荒原渐行渐远，延伸到荒原的腹地，他的心与荒原的心脏一起跳动，荒原抓住了自己最为忠实的代言人。他坦承荒原是一种象征，是一种生命的体验，是他经历过的危险的心理历程，而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这种历程和体验更重要的。他与荒原有一种奇异的彼此认知，因此他能够坦然地接受命运对他的惠顾。他洞彻每个人身上都拥有人类命运的全部形式，所以他庆幸自己生在西部而荒原给了他自然演变的全部启示，自然的苦难和人文的苦难成全了一个虽然寂寞却很充实的作家。正是荒原让他深刻地洞悟了作家的终极追求应该是灵魂的再生和精神的永恒。

　  这样的思考成为杨志军关于自然与人命题的基石，也是他一生精神漫游的依凭。这个在黑夜徒步走过荒原的独行侠，在完成了他的自然淘洗之后，终于获得了最可宝贵的荒原启示。他知道人类在浩阔的荒原面前只是一粒浮尘，人们所能做的就是谨守生活的激情，保有对自然的尊崇，与自然和谐共处，——杨志军的方式是把自然赋予他的责任进行到底，他以言说的方式让自然的生命到达永恒：“文学是马拉松赛跑，如同生活。生活是赛耐力，而不是赛速度。我希望我的耐力好一些，希望自己有很久远更充沛的投入——目的不算什么，过程就是一切。”他在书写的过程中感知到了神性的光辉在照临人类的那一刻所产生的巨大喜乐，从而感恩于由自然女神的导引而使文字有了朴素华美的纹理，并进而为自己是自然的宠儿喜极而狂。他把自己当作荒原的任何一个生命物种，与它们同在，与它们同悲喜，敏感、依赖、奉献于荒原，与荒原结成结实的联盟，为对方显现彼此特殊的慷慨。

　  由此，杨志军比他人更早更深地写出了荒原的痛与哀歌，他在和荒原的对话，和藏地牧人的交流碰撞中，看到了荒原雄浑的文化长河里沉淀的金块。杨志军之所以把青藏高原作为一生书写的坐标，源于荒原给他的启示。这是最为本真纯粹的自然，是承载人类精神的荒原，是地理意义和灵魂意义上的神性高地。由此出发，杨志军在独立的行走中，完成了自然与人的生命探索。他书写的是自然，内在的文化肌理是生命，而人、动物、荒原正是自然的所有内涵。

　  因此杨志军明确指出，人类在荒原的生存体现着本能的精神张扬与先天自觉，因为自然生存条件的艰难，物质生存条件的匮乏，所以在荒原就必然要凭借一种本能与自觉才能活下来，而人类在长久的荒原生活中，已经把精神演化成了一种文化景观，一种文化人格，人在自然和文化状态中所持有的信仰和敬畏，也就成为一种精神本能与先天自觉。由是他也有着鲜明的立场认知，知道自然与人只有和谐相处才可以共生共存，人与自然与人才可以表现出非常强大的亲和力。他启示人类，人只有与自然融为一体，其绵延不断的繁衍生息才有了可能，荒原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内核是人类对土地无条件的眷恋，生命对自然绝对的依赖，也因此，所有的现实存在都是具有生命的物体，包括人、动物、荒原本身。

　  生命意识是杨志军荒原行走的巨大收获，也是他作品的核心内容与价值指向。因着对生命的虔诚与悲悯，杨志军洞悉了荒原的本质，那一种没有欲望和功利，超越了世俗与卑微的，对自然无条件的亲近，是荒原精神最可宝贵的内涵。所以杨志军认为，一个人一生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就是虔诚地热恋，对自然，对灵魂，对生命。一个社会，不管有什么样的政治秩序和经济体制，都同时必须有一个健康优良的道德标准成为人们的内心依恃。荒原精神是关于人类和自然荣夭与共的精神，是关于生命强韧不息的呐喊，是灵魂得以栖居的高大陆。他曾经发出这样的呼喊：“它让你在走出绝地之后发现你的存在形式依然是一个血肉丰盈的躯体而不是一堆白花花的骨殖，让你在越过死亡线之后发现你的生命境界正在接近该海拔的明亮，从此你将不甘心仅仅盘根于潮湿的洼地在弥漫不散的阴暗中蝇营狗苟。”正是由于这样的思考，杨志军的作品显现了极为丰富壮观的生命景象，生命成为至高无上的信仰，他给生命以温暖，让生命穿越历史穿越自然，在向神性高地攀缘的路途完善生命。

　  于是，青藏高原所沉淀的荒原意识植入杨志军的骨髓，荒原成为他的精神归宿，负载了他的完整的精神意义：回归自然的前卫思想，返本还原的先锋意识，崇尚光明的净土理想，生命永恒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