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杨志军的新书《伏藏》出版。熟悉他的读者会惊讶于他用《达芬奇密码》的方式去讲一个充满西藏精神的惊险探秘故事。在故事的结尾，我们得知这部小说是三部曲的第一部，这种方式是否会成功?是否会像以前的《藏獒》三部曲一样畅销？值得读者关注。

　　杨志军出生于青海，当过军人，做过记者，1987年在《当代》发表长篇小说《环湖崩溃》，此后陆续发表很多作品。但随着纯文学作品的退潮，大量粗制滥造的畅销书的兴起，小说创作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杨志军陷入迷惘，好几年都没有写出新作品。在长久的思考后，他在2005年写出了《藏獒》三部曲。这三本小说不仅销量过百万，还获得了一系列文学奖，这在当代中国文坛是少有的例子。这告诉读者与出版者，畅销书也有好作品。接下来的问题是，大多数出版者是否肯暂时放弃跟风炮制炒作同题材作品，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发现并推出好的作品上面来。

　　杨志军的《藏獒》据说引发了藏獒价格的飙升，提高了西藏题材作品的热度。不过，新作《伏藏》中的西藏精神、仓央嘉措这些相对抽象冷僻的内容，在冒险小说的包装之下是否能延续之前的畅销神话，还有待市场的检验。

　　高不可攀的俗人信仰

　　时代周报：你创作的小说里大多充满了一种很强烈的热情，试图把西藏文化推荐给汉语读者。你是否感到汉语读者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某些问题，因此希望用西藏文化来弥补或者说解决问题呢？

　　杨志军：肯定是这样的。我熟悉西藏文化，我在那边生活了40年，现在我生活在汉族地区，生活在青岛——不说汉族吧，就说是都市生活吧——都市生活有一种缺憾，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丰富的文化，丰富的知识，但我们却没有丰厚的精神资源，我们没有信仰目标，这恐怕是我们当下人存在的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在我的思考、我的小说里想用西藏文化来填补。因为西藏文化有天然的优势、天然的素养。这份素养恰恰是我们都市文明和都市生活所缺少的。比如我在《伏藏》中提到西藏精神，从各种情节来说明什么叫西藏精神。我先说说这个故事吧，这样好理解一点。

　　时代周报：好。

　　杨志军：在小说《伏藏》里，掘藏者就是香波王子，这个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俗人。按理说发现伏藏的应该是高僧大德，可是我始终让他都是一个俗人。从一个有缺点的有毛病的俗人走向一个升华的俗人，即使已经完成的掘藏，完成了掘藏大师应该完成的使命之后，有可能在宗教界取得一个崇高地位的可能性的前提下，他仍然放弃了宗教，坚守自己一个俗人的信仰，坚守自己人性的目标。小说里我又加上一个主人公仓央嘉措。仓央嘉措是一个宗教领袖、六世达赖喇嘛，但是他那么热爱生命，那么勇敢地去表达爱情，他甚至不要达赖喇嘛的头衔，只要爱情。

　　时代周报：那么我们怎么理解俗人对宗教的热情呢?

　　杨志军：青海或是甘肃的藏民千里去朝拜，有时一朝拜就是两年，当你问他是为了什么，他们往往会告诉你是为了所有人的幸福。他在祈祷所有人幸福的时候他自己也获得了幸福。他非常满足，非常宁静。藏族人把平凡的生活日常的生活和他的信仰目标统一起来，是天衣无缝结合起来的。对我们都市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高不可攀的境界。我觉得在《伏藏》这本书里，我更多的是想描述这么一种情结，提倡这么一种精神。虽然我没有说出来，但是一直在很激动地表达我的这个想法，这从《藏獒》就开始了，《藏獒》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从人文道德、生态文明上的批判和建树来表达我的看法。《伏藏》是从信仰上来表达我的看法。你刚才说的我们是否可以让西藏文化成为都市的一种补缺，一种灵魂的需要。这恐怕是我的一种想法吧。

　　随时可以抱的不是真藏獒

　　时代周报：当初你写《藏獒》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本书的销量会这么大？

　　杨志军：我没想到它有这么多的销量。只因为我有生活和情感积累，情不自禁地把它写出来了。我开始写的时候就有了藏獒三部曲的构思，但不知道写狗写藏獒的小说能不能受到读者的欢迎。那时我非常怀疑，只是慢慢在写，《藏獒》写出来以后，他们说是我写的藏獒引发了“藏獒热”，引发了藏獒价格的飙升，其实我只是在表达我的一种情感，但是没想到结果是这样的。

　　时代周报：这本书出版后的一个结果是大城市里有很多人养藏獒，你觉得合适吗?

　　杨志军：把藏獒从草原牧区搞到都市里来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藏獒的价格也不贵，好的藏獒也才十万块钱吧。藏獒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都市的，它们要面临环境的挑战、气候的挑战，很多都死了。青藏高原高海拔，缺氧寒冷，藏獒完全适应这样的环境。但到都市来以后，氧气这么多，细菌这么多，这么热。藏獒的毛很长的，到都市以后，长毛就让它没办法了，因此性情变得急躁，所以有报道说藏獒咬死了自己的主人。

　　藏獒是一种领地意识很强的动物，它必须在熟悉的环境生活，它到了个新环境以后就紧张，表现出见什么都咬，那个时候它可能会失忆，或是忘记主人。不是藏獒出了错，而是我们对藏獒缺乏真正的理解和关照。但我并不反对藏獒进入都市。

　　时代周报：为什么呢?

　　杨志军：真正喜欢藏獒和豢养藏獒的人对藏獒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藏獒在草原上近亲交配的很多，养殖藏獒的人，把没有血缘关系的好的父本和好的母本拿来交配，那下一代肯定很健康的。但我的心里是矛盾的，藏獒到都市以后有一种能力的退化，在草原上它的听觉嗅觉打斗都是很厉害的，它要奔跑着把跑出去的羊赶回来，看到狼要把它撵走，碰到其它凶猛的动物靠近牛羊的时候，它会扑过去打斗。到都市以后，它成天就是一个“贵族”，而且还要不断给它喂各种维生素，还要打防疫针，还要给它消毒等等，反正把它弄得很干净了，你随时可以抱抱它，但是它没有能力了，它的工作能力失去了……《藏獒》三部曲畅销，更重要的意义可能是我给藏獒唱了一首挽歌。真正的野性的原生态的藏獒可能也就只能在我的作品里看到了。已经是一种失去的风景了，生活中已经没有了。

　　“那我们就做藏獒吧”

　　时代周报：你提出过与“狼文化”对立的“獒文化”，你如何看待这两种文化?

　　杨志军：我自始至终认为，狼作为一种物种，它肯定是弱肉强食的，这是它的天性，因为它必须要生存嘛，这个无可厚非。但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精神符号引入人类社会的时候，要考虑到它的弱肉强食的攻击会不会成为我们的一种追求。很多企业家就认为我必须要吃掉别的企业，要不然他们就要吃掉我了。

　　但我们不能做狼，做狼就会弱肉强食，没有道德水准，不能作为我们的精神支柱，但我们也不能做羊，羊太弱。那么我们做什么?那就做一只藏獒吧，它讲究智慧，它不胡来，它只是坚守自己的领地，在自己的领地上忠于职守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它的打斗从来不是为了自己，从来就是为了别人。像这种天然的品性我觉得比狼更能成为我们的一种信仰，更能成为我们人类社会通行的原则和一种精神符号。回到《伏藏》的话题上，无论“獒文化”或是“獒精神”，我都是想给都市人一种贫乏的精神状态的补充，给都市人空白的灵魂有一种补充，让他们觉得人在很多时候活得还不如狗，在很多方面我们真的不如狗的。我尝试用一种动物，原始人的图腾崇拜给都市人树立一面旗帜一个样板，我们就应该活得像藏獒一样。这是我的一种天真的想法。一个作家可能应该天真的。如果一个作家老谋深算的话也不可能写作了。

　　时代周报：据你观察，狼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杨志军：狼文化并不是《狼图腾》造成的。因为《狼图腾》出版以后，接着就出版了很多书，比如《像狼一样思考》、《狼性法则》等，尤其是在企业界争做狼的这么一种风气。我对这种风气是非常反感的。这肯定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写作《藏獒》的理由。利益纷争的现实，大多数人争先恐后做狼的现实就是推动我写作《藏獒》的理由。《藏獒》的出现肯定是要站在狼文化的对立面，这自然而然就变了一个“獒文化”。其实很多时候狼文化与獒文化的对立，藏獒的精神提倡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我在提倡，我其实说得并不多，很多都是读者在参与在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