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作为一种亮出自己灵魂的写作，应该说在本质上是一种真实的写作，既是心灵的真实，也是对现世描写的真实。马丽华的散文，感情充沛浓烈，视角新颖独特，语言精练圆润，无处不闪耀着作者心灵的真实色彩，它是一种坚实地站在大地上的散文抒写。

　　马丽华是由东海之滨走向西藏那片神秘的土地的，是由诗歌转入散文的写作的，对于她的诗歌创作，谢冕教授早就谈到，“读马丽华的诗感到……每一篇都是自传”，“她拥有别人难以企及的优厚之处。那就是她接触每一个题目，同时都具有一种建立于文化反差和冲撞中的比较”（《我的太阳序生命的投入》）。她的散文也秉承了这一点，神奇美丽的西藏给她带来了新的灵感，西藏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以及藏文化，都给了马丽华一种新的存在和把握命运的方式以及写作方式，这就是真实。可以说，西藏独特的风情物性和人文精神，造就了马丽华散文中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真实色彩。其中，她以她的个人经历、语言觉悟，展示了西藏民生的艰难与新生，演绎着民情的淳朴与执著，叹咏着民俗的眷情与奇异。文中体现出的美学及价值取向，无不显露着作者思想的真实丰富，文字所关怀的领域的深入宽广。

　　马丽华的散文是一种接近本质真实的写作。她以西藏的自然景致和人文景致为描写对象，并将自己融化在其中，沉浸在其中，与那片陌生而熟悉的大地一起呼吸，于是她笔下的每一棵树、每一株草，甚至是每一粒沙子，都蕴涵着她自己滚烫的生命。正是这种深深的情意使她在面对生机盎然的原野、奔腾跳跃的河流的时候，有了一颗特别的心灵，使她的血液洁净而又充满真实的色彩。

　　有时我想，如果一部作品缺乏了对崇高的敬畏，缺乏了对神圣的虔诚，缺乏了人道的情怀和信仰的热忱，特别是缺乏了一种真实，那么它里面有灵魂吗？马丽华的散文本真流畅，全无雕饰，几乎洗净了文人散文中常有的那种酸气和女性散文中常见的那种娇气，从而具有一种强烈的爆发力和穿透力，它应该是高贵的人文情怀的外射。如此，她散文的真实必然使她的散文在无形中就增加了表现的力度、厚度和强度，使之宛如一部千军万马的交响乐，浑然天成，充满弹性张力和鲜活流动的生命力。她写道：“稍稍深入一下藏北，便会强烈地感到这里并存着的两个世界：现实的物质世界和非现实、超现实的精神世界。在后一世界里，至今仍活跃着丰富得不亚于人间的种群、神鬼、半神半人、半魔半人、水底生物……也争斗也杀戮，也爱情也生育，高尚的、卑微的、冷漠的、哀怨的……总之凡人间所可能有的全部情绪。这类传说的存在就如奇林湖的存在意义是一致的，是一种充实，一种美化，一种寄托。设想，要是没有奇林湖，这广袤的草原多单调；而没有了神话之光的照耀，游牧生活将黯淡许多。至少，人们会倍感孤独。”我想这种散文的大气势、大手笔、大意识、大关怀，是有个必要的前提的，那就是真实。古人讲“凡文以意为主”， 这意，其实就是使我们心灵受到触动的东西，使我们的思想突然升华的东西，使我们的感情更为纯粹的东西，这些都具有真实的色彩。而在马丽华的散文中，每一个画面，每一缕光影，无不带有一抹作者血肉、灵魂的真实。她用她的散文带你一起拜访拉萨，一起走进阿里，一起去领略藏北牧区的日常生活，一起去见一拨又一拨的驮盐队，一起去探秘湖边塔形玛尼堆上扯起五色碎布的经幡，一起去接近文部的百余里长的大草坝上黄枯的江玛草，一起去朝拜朝拜者。在她散文的字里行间，虽然也写直觉和顿悟，写个体经验，写独立的自我，写生活的片断折射出的生活的全部意义，却都带有真实的特征，她深切把握着并抵达了由经历、心绪、忧患、疼痛浸出的鲜活生命的深处。

　　“我是个重情义的人，西藏待我好，我以文字回报，不曾想它因此对我更好，我只好再回报，如此循环不已，我便不能离开它，不能不持续地赞美它。只要生命允许，我将被注定在这须仰视才可得见的高处。实践自己的许诺。至于激情，那是上天与生命同赐的厚礼，作为人生的助燃剂，它的富足与匮乏，决定了你的人生是熊熊燃烧还是一蓬只会熏烟的湿柴。”马丽华写道。

　　鲁迅先生曾谈道：“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什么？真正的现实主义是把自己的灵魂亮出来给别人看。”也就是说散文应该就是一种真实的写作。在平时的阅读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们在创作真实性上的态度与趋向：有些作家，柔和宽厚，对大自然满怀深情，对人的真实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而有些作家，注重的只是眼前的世俗利益，或者一直被这些利益所牵动。而真正的创作，包括散文创作，要求心灵的真实书写，内容的求真意识，视野的纪实性摄取，以及一种道德信仰的确立。孙犁先生在《致郑云云》中谈到：“我是老头脑，以为散文还应该写得实一些。即取材要实，表现手法也要实。就是写实际的事情，用实际的笔墨。”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而马丽华的写作是一种见情见性的写作，她的写作处处都闪现着一种本真的东西，具有西藏特有的浑厚、深沉和辽阔的艺术底蕴，以及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

　　“远行者，一个总是出远门的人，用了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年时光奔波在高天阔地的山野间。……山野溟蒙中，牧民在冬窝子里为我们烧茶送别。铁皮炉里的牛粪火闪亮，映照着一张张如大地如岁月的脸庞。酥油茶的浓香溢满了小小的空间，这是前方漫漫长途的最后温热，如诗如画般铭刻在心底了。……那一刻，我觉得生命中有些什么正离我而去，永远地融入了那片冻土地。”马丽华写道。

　　是那片辽阔的真实空间，是一种真实的喜悦感，奇迹感，敬畏感和幸福感使马丽华的散文在遍及藏区的大小寺庙、名目繁多的众神谱系、触目可见的玛尼堆之间，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一种真实和感悟。这种异族异地的文化景观，在她的长篇纪实散文集《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终极风景》中俯拾即是，它是马丽华对个体感情的超越，是真实生命的体现。

　　记得评论家王兆胜在《关于散文文体的辩证理解》谈到：“散文的公德是 ‘真诚’，因此‘虚假’是它的头号敌人；散文是写人的，但它的依据是‘天地道心’，……不容讳言，散文的本质特征是‘真实’，这是它有别于其他文体，而在今天这个充斥了更多虚假的时代受人青睐的重要原因。因为人类需要坚实的大地，这样他才有稳定感和安全感，才能将自己的生命之舟系牢，而不至于成为浮萍样的人生。所以，我一直坚持认为，散文必须立足于现实，扎根于大地和民间，反映最低层人的苦难与不幸，成为他们心灵的代言人，于是真、善、美永远是散文不败的花朵！……这是真散文与伪散文的一条分水岭。”

　　而生命的真实本身就是散文的力，我自己也这样认为。

　　真实的文章是有风骨的，这是一种笔力的真实。

　　比如楚辞充盈着的是激越飞扬的神韵，汉赋流露出的是辞藻富丽的色彩，唐宋蕴含着的是文风古朴雄浑的气势。比如当代的作家或汲黄河雄浑之灵气，或取黄土厚重之气势，或凝西北粗旷之风骨，或展北国山水之神韵；或笔力雄壮，或气象浑厚，或格高气畅，或青春妩媚，或苍茫静旷，这些都是由作者的品行而来的风骨。而马丽华的散文明朗健康，遒劲有力，是一种由真实决定的坚硬风骨。

　　风骨就是一篇文章的支撑，如同骨架于躯体的重要。

　　古语有云：“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马丽华的散文笔力粗旷朴实，稳迈沧桑，她始终以雪域高原那雄奇壮美的自然景观为自己散文的触发点和出发点，将西藏那片地域的神奇，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历史传统的渐变，以其独特的叙述视角展现出来。她着力于西藏高原民族那种不惧苦难的强大而旺盛的生命力，那种达观从容、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马丽华说：“灵魂的宁静不因归途在即，灵魂的美丽在于情有所依。”“所有的人都带我很好，这里的人民，不管是藏族还是汉族，都纯朴可爱得让你们这些城里人无法想象。在他们的关爱下，我能够不停产生灵感……”

　　马丽华散文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这是一种地域的真实。

　　她坚实地站在迷人与诱惑的西藏雪原上，向人展现着自己的西藏情结和心灵体验，可以说这点是她散文写作的基石。比如她真实再现了“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晚间的‘驱鬼’仪式”。她写道：“晚饭前家家户户就用麦秸绑成十字形，置于或盆或筐或纸箱等容器上，里面放着烧 焦成炭的牛粪，那也许就是‘鬼’的象征吧。在房东次丹多吉一家，全家人手持糌粑团，依次在额头、衣襟各处碰一碰，擦一擦，扔进容器里，象征着除去旧岁的晦气、疾病、不吉和不洁。”还写道：“藏历新年初二这一天，一年一度的更换经幡仪式”，“在灿烂的阳光下，家家户户点燃了屋顶上的桑炉，在袅袅升起的桑烟中，把早已准备好的经幡扛上屋顶，换下褪了色的旧经幡。鲜艳夺目的五色经幡招摇在蓝天白云下，完成了新年弃旧图新、辞旧迎新的最后一个项目。全家人一字列，为自然 万物祝福吉祥‘索’。那经幡的五色象征，自上而下依次为‘蓝天、白云、红火 、绿水、黄土’。那是人类生存环境的基本要素，是乡村生活自古而今最为亲近的自然风物。”

　　其中的一切似乎都是永恒和无限的，一切都是感动人心的。折叠成美丽的涟漪一样的草甸，满是羚羊、旱獭与牛角胡的高原，优美地驻足张望独行的狼，庄稼地里的青稞豌豆，都一一进入了马丽华的散文中。在她的散文中，所有的一切无不是以西藏为时空背景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以及这种地域文化在人们的心理上的反映。她力图寻找到这种文化存在的独特的表征与意义，寻找到它与现代化之间的契合点，寻找到西藏的文化根脉以及历史演进。

　　面对西藏的自然，面对西部的生活于困境中的人们，马丽华是充满感情的，这是一种感情的真实。

　　对于自己熟悉的西藏的天空、大地、沙漠、草木、鸟兽，马丽华也试图写出西部的非常贫瘠的条件下，人们所承受的肉体折磨和内心痛苦，写出自己对苦难的密切关注，但这又不单单是悲伤和怜悯的那种。而对苦难的记忆既是一种历史意识，也是马丽华心态的一种体现，她视历史的苦难为自己的苦难，视民族的苦难为自己的苦难，视人类的苦难为自己的苦难。马丽华说过：“我对幸福未曾心醉神迷过，苦难却常使我警醒。我始终认为，缺乏苦难，人生将剥落全部光彩，幸福更无从谈起，要是有一百次机会让我选择，第一百零一次我仍然选择苦难。”

　　马丽华的散文充满着对人生存的苦难意识、忧患意识和终极关怀，在考察了西藏的地理人文因素及自然条件后，她把自己的灵魂对准了西藏的文化传统，对准了西藏的民众性格和民众精神，更对准了西藏的牧民的灵魂。她“看到过西藏生活艰辛的一面，看到了人们为改变不理想的生存环境所付出的种种努力”，“这一过程，是内在体验的深化和生命质量的提高。”“西藏的土地和人民真好。二十年间一再体味着这片高地施予我的宽阔宽厚宽容宽松，它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和文笔，我知道自己中庸豁达平和与泛爱的心境由何而来。”

　　也许是因为地域的缘故，马丽华的散文有一种苦难意识以及对苦难的超越意识，不论这种超越是以痛感还是以其他的无形式出现的，超越是一种心灵的需要。马丽华并不感叹某种恶劣的生存境遇，而是表现出一种对永恒的无限追索，她自始至终都将自己和某种强烈的生命感和生存意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中含有一种生命力的阻滞，伴随着的却是生命力的勃发和肯定。

　　“走出自我，举目辽阔，我发现了这儿的土地和生活，在凝神于大地冥思的散文时代里，我悲壮地感受着苦难之美。”马丽华说。“外来人尽可以去欣赏传统的秩序和风光之美，但传统正无奈地走向它的终极。老旧之物在逝去，而新的价值观和新的思想感情正悄悄地输入新一代人的生命之中。我看到过西藏生活艰辛的一面，看到了人们为改变不理想的生存环境所付出的种种努力。”

　　其中有生命的抗拒和忍受，也有生命的大欢悦。这是在一种存在的敞亮下的对生命和虚无的感悟，是一种超越于作家本身的状态，它凝结着一种强烈的使命和责任，有一种对生命的执著和眷念。马丽华这个“执迷投入但始终不彻不悟不知圣者为何物的朝圣香客”，这个“逗留得太久，热情也持续得太久的行吟诗人”，体现着人类生命中具有的那种精神追求的内驱力，表现着对内在深处的个体和社会的探索意识。

　　在某种程度上说，散文的本质是以心会心，讲求灵魂和血脉的对话，一个优秀的作家，必然地要在对生命的体验和对自身的自省中，在自己的灵魂核心中保存住某种超越的要求，从而使自己文章的内蕴丰富，具有一种的冲击力，以此促成一种散文新的力量，它是直接决定着一篇散文的密度与厚度的力量。

　　而这是需要超越的，也必须有一种超越。

　　在马丽华的散文中，还有一种现代性的真实。林非先生在《现代观念与散文写作》中说过：“以现代观念为思想指导进行散文创作，就是要求作家以现代人的心灵和眼光去观察生活、思考时代和分析题材，并倾注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读者的情感得到升华。”“散文创作也只有具备这种观念，才能跟上时代生活的节拍。”从这个角度上说，马丽华散文的视域无疑是现代的，这也是真实的一种体现，她的散文凝聚着天地灵气，张扬着自然人性的精神状态。

　　“现代科技是个好东西，这一点人们已有所识。科技兴藏的倡导者们曾向我描述了一个有关藏北现代牧业的神话——在贫瘠干旱的草原上，建立太阳能水泵，引出地下水灌溉牧草，供人畜饮用；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改良牛羊；抓绒剪毛，取用皮张，冬宰时除内以外，将头、蹄、血、肠等经过初加工销往国外……”

　　还有阿里地区的大片的太阳房，“看来阿里要走光电之路是确定无疑的了。今年（一九九一年）革吉所属四区都将建起小型光电站，明年的一九九二年，改则将要建起二十千瓦的较大规模的光电站。”而在高原蔬菜温室里，“茄子开紫花，户瓜开白花，西葫芦开黄花、青笋地里套种油菜、户瓜，西红柿地里套种苦瓜，小油菜。”；“能干的康巴人当然不甘示弱，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语言相通，了解农牧民需求，不怕吃苦，不嫌麻烦，生意做得活：开着装满货物的东风大车，在阿里高原上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流动推销兜售。”

　　马丽华可谓大笔如椽，她以一种大起大落，迭荡起伏的笔法，将自己的视域扩展到了现代的社会生活，将自己作品的意义指向了现代人的内心世界，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马丽华是将自己写作的兴奋点、眼界推向更为广阔的现代背景中去了。

　　贾平凹先生说：“现代意识可以说是人类意识。”

　　但作为中国的作家，她们文学中体现的现代性应该是与西方的作家有所区别的。比如萨特、加缪、波伏瓦、梅勒等等，他们表现的现代意识，它的中心是危机感和荒诞感，共同主题是表现现代人的困惑。中国的现代性要求我们的作家要在新的时空观背景下来结构自己的作品，它依旧倾向于用一种强大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和理性原则，来塑造我们的灵魂、品格、理想与情趣，要求在本土文化和自身处境中生成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它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中华民族现代性进程的缩影。一个缺乏这种观念的写作者，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具有某种异常敏感的作家, 而不是一个具有启迪和激发作用的作家，因此现代性的社会要求我们的作家要以现代的人类意识来观照生活。我觉得萧红说的“作家是属於人类的”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苏珊朗格也曾指出：“艺术家表现的决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是他认识到的人类情感。”

　　其中，我觉得文学艺术功利性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文学艺术作为人类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终究要从本质上肩负起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这无疑要求文学艺术合理地表现出所应具备的功利性，相当普遍的人性、良知、内省、拯救等等最高而又最广泛的人类意识。马丽华的散文以大跨度的气魄，深刻的思想锋芒，展现了西藏民众的生存图景，用现代主体意识去照亮他们的精神世界。在她的散文中，呈现着凝重、大气的文化内涵。而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马丽华在描绘了西藏的历史命运、精神形象和心灵变化的基础上，以独特的艺术品质表达出自己的思考，她在对汉藏民族文化模式的比照中，揭示出藏民族的传统人生中相对重视神圣与精神的追求，发现了横亘在汉藏民族之间深层交流的某些障碍，她的这种解释和努力，对于在现代化的趋势下，汉藏民族如何更深的理解和交流，具有了超越文学本身的意义和效果。

　　由此我们看到，马丽华明显地是受到古代“向内求善”美学思想对文学浸润的影响，里面含有“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核心价值观。古代文人讲求“诗言志”、“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的文学意识，在马丽华那里也有，她把对于历史、社会、生活的知性、理性、悟性，凝结于自己的内心深处，并以散文的形式来加以表现，传达着对于社会、人生的关怀和关照。马丽华以自己的散文和行动，穿梭奔走于西藏的山脉水流之间，探询着越来越熟悉的村庄和人们，这对于她写作的价值生成与道德建构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说，马丽华散文里的人道情怀、苦难意识、底层意识、人民立场及诗性气质，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写作者有一种启示作用，应该影响当前的文学观念和写作实践。

　　如同亨利詹姆斯曾说过的，需要大量的社会和文化沃土才能哺育出一支文学之花。是西藏那片独特的地域和中国当今的现代性，才使马丽华的散文真实有力，文气充足，涌动着一种生命真实的活力，苍茫而浑厚。她始终在以个人的言说方式来辐射历史和现实，来描写西藏人民的人格尊严、道德激情、面对苦难的不屈的精神力量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的内在热情。她在她的散文中，将生命、人性、宗教、民族、人类等诸多命题的认识与思考融为一体，从而拓展了散文题材的时空领域，深化了其中所包容的意蕴，她的散文就是凭借着这种真实，回到平等、人性、怜悯、同情、高贵、温暖等文学的特质和核心上来了。

　　于是我想，坚实地站在大地上进行真实的散文抒写，应该是一种很好的写作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