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丽华，转述者

　  西藏依旧是魅惑之地。无论我们怎么检视这其中有多少是属于我们的想象。是我们因现实生活之不得意而对远方所起的理想投射，这些，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它的魅惑从未减弱，甚至说，当更真实的人文历史如屏风一样缓缓打开，这个事实进一步得到确认。现在的问题是，谁来展开这个屏风——从数亿年前青藏高原的海上隆起，讲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一个具有现代人文意识的西藏学者的回归？合格的人选必须是：行走过这片高原，但不是作为旅行者；触摸过那些浩瀚的藏汉文经卷，但不是作为猎奇者；有足够的视野把与这片高原相关的东西连缀起来，而不只是某一领域的言说；为此，他需要具备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宗教等诸多文化积累，最好，还能懂藏文。

　  写过“走过西藏”系列（《藏北游历》、《西行阿里》、《灵魂像风》、《藏东红山脉》），前面那几项，马丽华俨然都具备，最后一项，我问马丽华，你懂藏文吗？答案竟然是否定。“只会些日常口语，学会了藏文拼读，但若要深入学习尤其是精通古藏文，需要十多年工夫，就知难而退啦！”一个汉族的急性子，几十年的西藏阅历，竟没能改变她。热爱并探究这个高原，身为作家的她坚持认为，“他者”的眼光同样需要，尤其是写一本有关西藏简史的书。

　  不懂藏文而又长年在做藏族人文历史的绍介，我们不妨称她为文化的转述者。这建立在相关学科基础研究之上的转述者，同样不可或缺，因为她最能打破专业壁垒，从领域的局限中轻盈跳脱，从而慧眼识珍宝。于是，我们读马丽华的《风化成典》，不难读到马丽华诉说西藏人文历史的左盼右顾：前藏、后藏、高原、内地，历史人物在汉藏历史中穿行与交汇，文化相互缠绕，宗教互相渗透，这些人文历史的证据，不仅在经卷中体现，甚至在唐诗中，在卡尔维诺、田中芳树等异国作家的著述中，也悄然存在。现在，它们都成了马丽华手中翻飞的绣片，被她玩转着，补缀着，最后定格于西藏的屏风上，点石成金而化又化繁为简，所以它们始终鲜活、朗润、通透而大气。

　  现在可以说，这是马丽华最好的一本关于西藏的书。在她开始欣喜于自己的书写终可以不限于西藏之时，你可以感到能量在她那里充分积聚，眼光已从细部转到整体，以前都想留在笔端丝丝不忍舍弃的记录，在此，都化做草蛇灰线，通往历史更深处。高原逾千年万年风化成典，而对马丽华，这也是一次多年西藏书写的吐故纳新。宛如植物的光合作用，宛如琥珀的结晶体，折射出岁月与智识的累积。

　  二、故事与发现，历史的草蛇灰线

　  最先吸引我们眼光的，当然是那些好看的故事，其次是历史发现与历史评点。在这些的延长线上，我们会想到当下，想到许多缠扰着西藏、也缠扰着中国的问题，这是这本书轻逸而不轻薄的地方，也是这本书好看但不流于无边想象的地方。

　  先说故事。米拉日巴、宗喀巴、仓央嘉措这些宗教人物的传说纵然已经因耳熟能详，让人读之亲切而会心，但是吐蕃七良臣、噶尔氏兄弟与赤玛蕾母子的故事，更因为少有人提起而有一种别致的新鲜。我看后一个故事，脑子里对应的是刘兰芳讲的评书杨家将，那种唐蕃两军对垒时候的口舌激辩，连同赤都松赞普与母亲赤玛蕾对远征在外的噶尔氏兄弟的背后使刀，都让人感慨汉藏历史传说惊人的相似。一边是噶尔？东赞的子孙们投奔武则天，另一边还有被武则天追杀的骆宾王、徐敬业后人，流落到吐蕃“代居职位，世掌兵要”，历史的戏剧性，原本无需铺衍，只需复原，就已足够充分。

　  也许在这一点上，那些更善于纵横捭阖的小说家会觉得稍稍有些可惜，仅就末代赞普朗达玛遇刺的情节，就可以还原出非常曲折惊险的故事：悬念并不在于众愤所归的朗达玛被勇敢的刺客一箭毙其命，而在于他临终前说了一句话：“或许早了三年，或许晚了三年。”

　  马丽华说，在藏族的故事传说版本中，朗达玛的这句临终遗言，就是这样决然而孤悬，它纵然可以让众多当代的小说家血脉贲张想象决堤，但在她那儿，只是个历史提醒：传说终究是传说，就历史人物，朗达玛也许有重新探究的可能。他或者还是一个卧薪尝胆的良君？也许，这只是当时的人们把历史的旧账算在一个人身上的思维惯性？

　  说到历史的发现，南宋少帝赵显，在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中留下过悬念。说他被忽必烈下令与母亲同去西藏进修喇嘛教，后来下落不明，而在本书中，马丽华提出，早在1960年，藏学家王尧就在藏文史籍中打捞出他后来的形迹，那可称作一个华丽转身，一个失势的帝王，转而成为著名的大译师，出自他笔下的译作包括《百法明门论》和《因明入正理论》，他后来的结局是，被元英宗公然杀害。

　  三、文化与文化间的相互回报，历千年而不尽

　  西藏历史与中原历史相偕着前行，是这本《风化成典》给我们的最深印象。从古老的昌都象雄文化中的黄河文明遗迹，到八思巴帝师之于元代君主的影响，近代的诺那活佛投往国民政府、与内地民众携手抗战、后又与红军过招同时又参与甘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等等等等，都不难看到汉藏历史交错叠合的轨迹。甚至可以说，在朝代更迭的古代，西藏的高僧，确实曾用他们的宗教思想，影响过中国的统治阶级，也左右过历史的进程。而在近代，他们与内地声气相应、命运相连的例证，也是举不胜举。

　  这其中，敦煌与吐蕃—西藏的互相回报，可看成历史上最具戏剧化、又最具人文意味的一幕。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人提及的一页：吐蕃曾经占领敦煌六七十年，但并没有构成对敦煌文化的破坏。出于敬畏，但也奇迹般地，使自己的文化历史，在敦煌得以寄居保存。提及此，马丽华说，至今，那些曾经藏于莫高窟、而今流散在欧亚各地的大量典籍，还有待藏学专家进一步研究。也不难看出，马丽华的这本书，其资料的翔实与独特，很大程度仰赖于如王尧这样的中外藏学家，对这些藏文古卷不懈的整理与研究。

　  一切都有所依之本，是读这本书踏实放心的地方，甚至，这些所列之书，都可以成为任何一个感兴趣于西藏研究的人的基础读物。它们包括：藏学家王尧先生译注的敦煌所藏的历史文书、15世纪达仓宗巴？班觉桑布的《汉藏史集》、当代恰白？次旦平措的《西藏通史？松石宝串》……

　  最后需要提及的还有这本书中另一组人物序列，可以称为西藏的人文知识分子群。创建藏文的吞弥桑布扎、在敦煌毕生致力于佛经藏汉文翻译的管·法成、把内地工尺谱和乐器移植到西藏的音乐家多仁？丹增班觉，都是这个序列中的一员，而《有过更敦群培这样的人》是这个序列中最为凝重的一章，更敦群培（1903—1951）被喻为西藏人文主义的先驱，他去国数年著书立说，致力于西藏的人文启蒙，因此不见容于当时的西藏统治者，最后被以莫须有之名锒铛入狱，《白史》的写作中途而止。

　  马丽华的西藏人文历史，结束于更敦群培这一页，我们分明看到，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与更敦群培思想的相互烛照。他们已经汇成同一个知识分子序列，成为我们文化中共有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