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他讲述当年从大山深处放牛娃到15岁参加工作，后来又成了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席长官的故事。跟随他的思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年代。

　　在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到来之际，我们有幸拜会了这位曾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任州长、州委书记，现任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民族委主任的格桑顿珠。

　　这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诞生的藏族同胞，出生于迪庆州香格里拉县尼西乡。现在虽然年过花甲，但他眼睛里闪烁着的智慧火花和那副结实的身板仍保留着康巴汉子的特质。

　　格桑顿珠说：“是妈妈养育了我，迪庆高原成就了我”。那是1952年春天，年仅4岁的格桑顿珠就经历了父亲受奴隶主指使，赶马走出村庄，踏上通往印度的茶马古道。走前父亲对母亲说了一句话：“拉姆，我走了。”从此父亲一去不复返。

　　年幼的格桑天天看着那条无情的路，做梦都企盼着有一天父亲会归来。半个多世纪过去，母亲没有改嫁，她含幸茹苦哺育格桑和他弟弟成长，直到2005年87岁过世。

　　格桑在家里是长者，从小带着弟弟放牛、放羊、打柴，帮着母亲干些农活。1965年1月年他参加工作在格咱乡粮管所做过营业员、管理员。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年后政府把他送到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系读书。大学毕业后回到迪庆州做政府秘书，后来又任过州粮食局副局长。1983年以后任州委常委兼州政府秘书长和州委副秘书长及州委副书记等职。1986年格桑顿珠任香格里拉县(原中甸县)县委书记。 1987年云南省委又把格桑顿珠送到北京中央党校深造。一年后格桑顿珠调回州委任副书记。1989年任云南省民委副主任。1991年又回到迪庆州任州长。1994年任州委书记等职务。

　　格桑走上领导岗位后，母亲总是苦口婆心地对他说：“儿啊，你当官可千万不要拿人家的吃人家的，要善待百姓，多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在州委书记的岗位上，一次格桑和朋友多喝了点酒，回到家被母亲发现后，她拧住格桑的耳朵说：“你这娃，当了一州之长，连自己都管不好自己，怎么去管别人呢?”。

　　“我在你们兄弟俩面前就是毛主席，说什么你们都得听”。 格桑说：“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生做人耿直，做事性格豪爽，善良无私。对我们兄弟俩要求特别严”。格桑的弟弟旺杰比格桑小4岁。至今弟弟、弟媳仍在尼西乡务农。有人对格桑说：“你当官这多年，也不帮弟弟弄个职”。格桑回答：“权力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如果用来照顾自己家人，怎能让老百姓服呢。”

　　迪庆州是个多民族藏族自治州，多年来各民族兄弟团结和谐相处。中间也走过不平凡的路。文革那一段心酸史对格桑记忆深刻。当时领导干部被批斗，土司被戴高帽，和尚被撵回家改造，寺庙被 “破四旧”损坏，群众信教受到限制，阶级斗争在藏区扩大化，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受到损伤。当时格桑刚参加工作，但这一段经历为他后来治理藏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时任州长的格桑意识到：“要改变迪庆首先要改变人的传统观念。不能因循守旧，习惯等、靠、要。爸爸妈妈有钱不如自己口袋里有钱。”他于1992年率先提出“以发展求稳定，以稳定促发展”的理念和知明度就是生产力的观点。同年6月又提出“基础先行，调整结构，提高效益，协调发展”的思路。随后格桑又提出“把迪庆建设成全国最好藏区之一”;“把迪庆州作为全国藏区经济社会与生态可持续发展改革试验区”的构想;并主持策划把迪庆“香格里拉”变为“世界知名品牌”。

　　迪庆人民记得，是这位康巴汉子带领迪庆藏区群众建设香格里拉机场、螺丝湾电站、松园经济开发区、修建中维公路、创建藏文中等。

　　格桑回忆，1991年围绕修建香格里拉机场困难重重。当时修机场建议一提出整个会场一片哗然，反对之声有，怀疑的眼神有，还有人认为在迪庆高原修建飞机场，是格桑在讲梦话。

　　“通航，迪庆高原一定要通航。”责任源于这位高原骄子的胸怀。格桑顿珠用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说过的一句话宽慰自己“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经过不懈努力，1997年8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修建迪庆香格里拉机场项目。“百日梦”变成迪庆藏区大喜事。此时格桑抑制不住激动泪水，他为历时6年干成的这一桩大事而动容。开弓没有回头箭，香格里拉机场通航，为中外游客飞抵“世外桃园”插上了翅膀。随之一百多个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在迪庆开花结果。

　　桑顿珠体会，稳定对藏区很重要，但稳定又是建立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上。格桑坦言：“要人家说共产党好，只有老百姓生活真正幸福了，才有说服力。”今天，迪庆30多万各族人民生活在花开的香格里拉得到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