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达活佛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白利寺活佛，知识渊搏，天文、地理、医学、音律无所不晓。他不仅谙熟藏族的宗教、历史、文学、艺术，而且在天文历算、藏医学等方面均有较深造诣。加之格达活佛为人公正、生活俭朴且热心帮助贫困群众，因而深受当地藏族群众爱戴。

　　热爱红军，帮助红军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康北甘孜地区，格达活佛听与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信诺活佛对红军的污蔑宣传，产生疑惧，悄悄在寨子里隐藏起来观察实情。红军进驻土司官寨后，格达活佛见红军秋毫无犯，没有放火烧村庄，也没有杀人抢劫，疑惧渐消，便准备回寺。在通往寺庙的铁索桥边，他遇上红八十八师的几位干部。

　　听了红军指挥员通过翻译告诉他的话，格达活佛受到很大震动，对自己的随员说：“我作为活佛，是用佛经超度人们的灵魂到极乐世界去；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穷人。”回到寺里，格达活佛见经堂、佛像等完好无损，更增添了对红军的热爱之情。

　　由于水土不适等原因，红军伤病员骤增，有几个刚加入红军队伍的藏族战士向红军地方工作部部长邵式平报告说：“附近白利寺有个格达活佛，不但医术精湛，治地方病很有一套，不如请他为伤病员看看病”。邵式平带上翻译真奔白利寺。格达活佛听了邵式平的请求，痛快地答应了。他连跑了几个驻地，仔细看了病员的眼神、舌苔、经脉之后说：“他们并不是什么大病，只是疲惫和饥饿引起的。”他拔了两棵野草说：“把这两种草的根洗净、熬成汤，每人只喝一小碗，马上就能心静气顺，恢复元气。”

　　格达活佛又说：“这种药只能驱去寒气，活动筋骨，要彻底根除，还得增加营养，否则药效只能保持两天。”看到格达活佛为人正直、乐善好施，邵式平只得实话实说了：“我们哪有条件增加营养啊，有的部队已经开始断粮断炊了。”格达活佛当即吩咐管家给红军送去青稞134石、豌豆22石、马15匹、牦牛17头，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

　　说服大家支援红军

　　格达活佛派人给躲在周围深山老林的头人、土司及其他藏民送信，告诉他们，红军与以前的汉兵大不一样，他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扰民、不抽捐、买卖公平，尽管放心返回家园安居乐业。在格达活佛的劝说下，大家纷纷赶着牛羊，拉着粮食返回自己的家园。

　　格达活佛还亲自到亚龙寺、更龙寺，说服他们出钱出粮支援红军。康藏地区地瘠民贫，几万人的红军队伍在此活动，粮食供给十分困难。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存了一张红军当年写的收条，收条记载：“今收到白利寺拥护红军粮食一百卅（石）零八斗。政治部。”收条上盖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政治部印章”的篆体汉文圆形印章。

　　另一张保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收条上写道：“收到白利喇嘛寺青柯（稞）、豌豆一共四十七石九斗，五十石，六月十三日供给部。”收条落款处有李先念印章。另条上“五十石”系另收粮后补记的。

　　格达活佛积极发动群众为红军筹备粮草，仅白利寺就支援了3万多斤青稞,4千斤豌豆。这对仅有100名喇嘛的白利寺来说，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可谓是倾囊相助了。

　　与朱德总司令的友情

　　格达活佛热诚支援红军的事迹，很快传遍甘孜地区。朱德总司令到甘孜后，专程去白利寺拜访了格达活佛。在甘孜驻留期间，朱德总司令与格达活佛分别在白利寺和甘孜县城会面9次。两人互赠礼品，秉烛长谈，常常是彻夜不眠。

　　在朱德的谆谆教诲下，格达活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开始宣传红军是救苦救难的军队，不仅在甘孜，在周围的地区也进行了宣传。他挥笔写下歌颂红军的诗歌：“天空出现雨积云，干旱土地多高兴；红军带了红雨来，红旗红军亮了心。”

　　照顾红军伤病员

　　红军北上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搜捕红军伤病员，迫害博巴政府成员和为红军工作的积极分子，黑暗再次笼罩了康巴藏区。

　　格达活佛受红军委托，收留了200多名红军伤病员，将他们安排在白利寺内和附近村寨中。格达活佛亲自用藏药对伤病员进行治疗。为了安全起见，格达活佛还给伤病员取了藏名。部分伤病员伤好后，在格达活佛的精心安排下，就地安家；部分伤病员转移内地。

　　格达活佛还冲破世俗观念和门第之类的偏见，把自己的亲妹妹依喜拉姆嫁给了流落在甘孜的红军战士陈少林。

　　红军北上以后，格达活佛拒绝与国民党合作，把与红军签订的《互助条约》藏汉文原件缝在枕头里，并把博巴中央政府印章及一些重要文件珍藏起来，只身避往拉萨。

　　为西藏和平解放而捐躯

　　1950年，人民解放军解放康定，成立了西南军政委员，格达活佛当选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时，他又当选为副主席并兼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当格达活佛作为特邀代表将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得知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有少数人在帝国主义的教唆下正在搞所谓的“西藏独立”，阻止西藏的和平解放。于是他决定暂不赴北京，为了和平解放西藏，毅然前往拉萨，向西藏地方作劝说工作。

　　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和朱德总司令听到格达活佛的情况后深为感动，考虑到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态度顽固，他们几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不要成行，但格达活佛却说：“目前西藏尚未获得解放，我怎么好就这样去北京呢，不如先去西藏，拉萨三大寺以及噶厦政府里有我不少朋友，我去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我个人的所见所闻，去说服他们回到祖国怀抱。”

　　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携带几名随员毅然西行入藏。7月24日，格达活佛一行到达昌都，住在县城的一家旅馆。接连几天，格达活佛先后约见西藏地方政府派驻昌都的“西藏边使府”、昌都总管拉鲁，以及当地其他行政官员，苦口婆心向他们宣传新政协会议上的《共同纲领》，劝他们不要与解放军为敌。他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和平解放西藏的重要意义，深得广大藏族人民和寺院僧人的欢迎，但却招致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忌恨，他们设置重重障碍，限制格达活佛的行动自由。

　　1950年8月22日，在英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福特的操纵下，格达活佛在昌都被毒药害死，年仅47岁。

　　毛泽东闻讯后，为格达活佛作挽联：“为真理，身披袈裟入虎穴，纵出师未捷身先死，堪称高原完人。求解放，手擎巨桨渡金江，虽长使英雄泪满襟，终庆康藏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