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前，朱哲琴唱着《一个真实的故事》离开广州，开始她的世界之旅；10年前，她从各种光环、压力下逃离。唱游世界归来，朱哲琴说：“四十岁之后，觉得生命都是赚来的。游历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得到的太多，接下来该是为世界做一点事的时候了。”

　　唱游世界十年，很多次朱哲琴都有死里逃生的感觉。

　　12岁的时候她第一次登台。广州中山纪念堂，如今看来有些狭仄的剧场。灯光昏暗，她站在台上，对着黑压压的人群想着妈妈到底有没有来，哪些老师同学来了。那次音乐比赛，小女孩最后获得了广州市第二名。灯光亮起，满场的观众站起身来拼命地为她鼓掌，她在人群中看见了朋友和妈妈。

　　后来，她在世界无数座明亮的剧场听过这样的掌声。在北京，在香港，在伦敦，在悉尼。她还在地球上更多的角落唱过歌。在克什米尔羊绒富商女儿喜气洋洋的婚礼上，在攀登乞力马扎罗雪山的七个日夜，在战乱的安哥拉，在艾滋蔓延的博茨瓦兹，甚至在恒河边，她和两只猴子注目了一个人的死亡。

　　她满世界地走，离开广州已21年。这次回来，是她作为世界音乐歌者朱哲琴和更为国际所熟知的艺术家达达娃（DADAWA，朱哲琴的英文名）在广州的第一次演出。在世界著名设计师扎哈·哈迪德设计的奇妙舞台上，朱哲琴像每一次唱到酣畅时一样，脱了鞋光脚起舞，如今站在舞台上她想不起任何人，包括自己。

　　一次次掌声，一次次谢幕。当年“小云雀”合唱团的老师李明讯在演出后发短信告诉朱哲琴，他很感动，以至流泪了。

　　最后一次返场，她清唱了《一个真实的故事》，歌声如凌空云舞。这是被启蒙老师植嘉敏形容为“器乐般的声音”——概括了朱哲琴声音可以达到的精准程度、不同情绪下演绎出不同效果的表达能力，音质的干净、灿烂，乃至乐器般的光辉。

　　21年前，朱哲琴正是唱着《一个真实的故事》离开广州，开始她的世界之旅。她的第一站是北京。但是内心深处，当时的她并不知道自己要走的路在何方。

　　“就像一根橡皮筋弹出去，任何角度、任何方向，都有可能。重要的就是那一弹。怎么弹，才能弹得无限远。”

　　乘车去拍外景的路上，坐在我身旁的朱哲琴说。她的额头高阔，眼睛深邃，说话时注视着你，认真又带一点狡黠。瘦小的身体充满了能量。

　　那时看不到世界

　　朱哲琴今年的工作日程表比过去十几年都忙。从2009年开始，她接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聘任，担任“中国亲善大使”。两年来，她主持的两个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项目——“世界听见”和“世界看见”接近尾声。为这项工作，朱哲琴自言“投入的精力是百分之一百二十”，一年里有一百多天是在山区走访。

　　她出任“亲善大使”颇为巧合。2006年，她到云南迪庆帮助寺院整理诵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也在场，第二天，马和励与夫人请朱哲琴喝茶，说正想找这样一个人，帮助少数民族保护和传承他们的民间音乐和手工艺。

　　她的第一反应是拒绝。1997年发完唱片《央金玛》后，她出国了，大部分时间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浪游，彻底成为一名自由艺术家。她对马和励说，不做徒有虚名的那些事情。

　　直到马和励写出了详细的“世界听见”和“世界看见”执行计划，朱哲琴才被说服。她出任“亲善大使”，任期两年，每年薪酬1美元。

　　“如果是十年前，我肯定不会接受这份工作。”朱哲琴说，“那时我一直在很个人的艺术创作里。不是我不关心世界，是我根本看不到周围，没有联想，而且我也享受那种专注。”

　　十年前，她从各种光环、压力、《阿姐鼓》的盛名、Diva的名号下逃离，意欲寻找自由的天地。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阿姐鼓》以纯粹的艺术追求却赢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50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发行开创了中国音乐史上的先例。

　　即使如此，那时的朱哲琴却称“和这个世界的缘分不深”。“我从小是个特别心高气傲的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的好朋友都说，你和这世界没什么关系。我甚至是有点憎恨世界的，反正就是愤青一个，觉得世界不美不符合自己的想象。”

　　她那时迷恋UFO，老是希望外星人来地球把自己带走，经常站在天台上观察天象，看到疑似UFO的物体就激动，还给气象部门打过不少电话。十几岁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激动不已，深爱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继而钻研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当上帝，让小说中的人物们自己出来说话，不是赋予他们命运，而是把命运交换给角色本身让他们生长，多么伟大。”说起当年心爱的作家她仍然眉飞色舞。她想从文学和哲学中了解世界，包括音乐，“也有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拼命解读、过分追求的意味”。

　　旅行的经历让她改变。2004年去印度，坐了夜车到瓦拉纳西，然后乘船渡过恒河，眼前就是那座世界闻名的恒河火葬场。一个火葬师主动给她带路，可能是奇怪，这么一个孤身瘦女孩，也看不出她是哪国人。十几个焚烧堆排在一起，火葬师用烧火棒搅了一下，原来还有点人形的身体就变成了灰，彻底的灰烬。火葬师一挥扫帚，灰烬就淹进了恒河。

　　“接下来那七天，我沿着佛陀那条路一直走。每天都胃疼，不能吃东西，一吃就吐。忍受着胃疼和怀疑生命意义的双重折磨。那些原来以为绝对的价值，都被恒河边那个早晨摧毁了。”

　　直到回到德里。阳光灿烂，突然令她觉得浑身被洗刷，细胞重组。那么多的死亡轻如鸿毛，也许只有活着才重如泰山。

　　再往后，她走过到处埋着地雷的安哥拉，去了克什米尔，入住的船坞前一晚刚刚发生爆炸。街上有枪战，人们走得栖栖遑遑，然而远处清真寺的钟声一响，所有人匍匐跪地。很多次她都有死里逃生的感觉。

　　“四十岁之后，我觉得生命都是赚来的。游历得越多，越觉得自己得到的太多，接下来该是我为世界做一点事的时候了。”年轻的时候，她“生怕自己淹没在人海”，如今，她希望自己是一滴水，融进大海里。水滴找不到了，但自己变成了海。

　　2005年，她和一个朋友想为蒙古长调歌王哈扎布拍纪录片，结果还没成行，老人就去世了。今年她们去哲蚌寺观察喇嘛们的低音诵经，到了那里才得知诵经大师翁则已不在了。

　　“世界听见”项目开始前，朱哲琴做过一份音乐地图，拿着这份地图上路却频频遇挫。有些人死了，有些人进城打工了，有些人不唱了，有些人唱得也不那么原汁原味了。所幸还是有惊喜。在内蒙古阿拉善，蒙古族老奶奶乌云陶高斯的一曲《白驼羔》令她流泪。在拉萨一间并不明亮的录音室连续听了几天“文工团民歌”后，终于出现了让她为之一振的藏族小伙的声音，“天哪，等待都是值得的，你快听听！”她脸上的表情仿佛身处一座稀世珍宝的挖掘现场。

　　对西藏她有特殊的感情。这是她认知世界的启蒙地。如今，她读一些佛经，《古兰经》也读，但不是信徒。从真实世界获得过深刻体验的人不会再那样相信书本里的间接经验。我们聊到书，她说现在宁读一些“客观记叙”而不是耽于文学里的感性体验。

　　早前在台湾住了两年比较清闲，她好奇于当代科学家怎么理解存在，先读了《时间简史》，之后还饶有兴致地读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浅说》。她尤其表达了对“文学中的爱情”的不屑，认为它们过于执迷、强调激情和沉溺，是严重地误导人。“爱是成就、给予，和奉献。”经历过爱的人，得出了她的结论。

　　“丹顶鹤”的故事 

　　朱哲琴在广州市委大院长大，从小她就很独立，7岁时，跑去报考广州著名的“小云雀”合唱团，唱多声部的西洋歌曲。18岁，考入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依然爱好唱歌，便拜了知名吉他乐手植嘉敏为师。 

　　在植嘉敏的介绍下朱哲琴开始了最初的舞台生涯，每周末去当时出名的“东方音乐茶座”串个场，唱两首邓丽君的歌，有时也唱蔡琴的歌和英文歌。那时，广州人均工资一个月几十元，朱哲琴唱一个晚上能有七八块钱，“很不错的收入了”。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这首歌由解承强所作。她带着这首歌参加了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并赢得亚军，之后便开始了获奖歌手的全国巡演。 

　　乐评人黄燎原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认识的朱哲琴。那时北京有个百花录音棚，摇滚歌手都爱去那儿录唱片，附近一家“金宝乐”的餐厅便成了“摇滚食堂”。有一天，何勇带着一个“长得有点奇怪”的女孩子来吃饭——正是朱哲琴。“爱说话，爱辩。眼睛倍儿深邃，充满了好奇。”黄燎原说，要按那个路子走下去，她会成为国内最一线的流行歌星。 

　　但这个奇怪的女孩对于成为大明星不感兴趣。那时的朱哲琴还不知道自己想要唱的是什么，但她知道，她要的肯定不是摆在她面前的这些。“我在北京可以挣钱，成为红人，但最多就是第二个韦唯、毛阿敏。可是这些人并非我的梦想。” 

　　十几岁开始听古典音乐的朱哲琴，热爱德彪西、格什温、斯特拉文斯基，《火鸟》、《春之祭》是最打动她的篇章。“但我也不想成为西方音乐的传播者，我想找到我自己的东西。” 

　　一次，解承强对朱哲琴说：“你以后的路很难走。我觉得中国能给你写歌、写你要唱的东西的人，很少。” 

　　认识不久后的一个早晨，黄燎原收到一个特快专递，里面是一张叫《黄孩子》的新唱片。黄燎原听了，“非常非常感动”。他立即写了一篇《美丽的朱哲琴》的乐评，发表在当时他在《北京青年报》的专栏“燎原说话”里。 

　　这篇乐评如今在网上难觅踪迹。黄燎原回忆，当时打动他的除了音乐本身的鲜活性与先锋性，朱哲琴敢于在即将冲上“一姐”位置时果断放弃、选择离开的勇敢与舍得，也让他欣赏不已。 

　　“那个时候听《黄孩子》，先锋得可能让很多人都觉得古怪。”在黄燎原看来，这张唱片里，内地音乐第一次对自身身份进行了探索，在西方文明价值观日益汹涌之时对作为“东方人”的自己发出意味深长的追问。这也是被不少音响发烧友奉为“天碟”的第一张内地唱片，朱哲琴的声线明亮、柔韧、充满了反叛。 

　　《黄孩子》是朱哲琴和何训田的第一次合作。此时四川音乐人何训田已有几个室内乐作品在国际上获奖，在国内并不为人知。朱哲琴离开“圈子”前的最后一次演出是去四川参加国际电视节，何训田正是那次电视节的音乐总监。倾心交谈后，他们从此开始了合作，并成为夫妻。 

　　很好，烧掉 

　　朱哲琴也把《黄孩子》寄给了解承强。得到的回答是四个字：很好，烧掉。 

　　“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林彪有次把一个战略部署给毛主席看。那个部署写得非常精妙，毛主席看了说：‘很好，烧掉。’解承强说，《黄孩子》太阳春白雪，在中国市场存活不了。所以‘很好，烧掉’。”朱哲琴说。 

　　这四个字让朱哲琴对解承强“突然有种疏远的感觉”。她不理解曾经支持她和何训田合作的解老师，为什么“对好的音乐这么没信心”。 

　　关于这一段历史，解承强不愿多说。后来，朱哲琴和何训田相继合作出了《阿姐鼓》、《央金玛》，与早期的音乐伙伴解承强则渐渐失去了联系。 

　　从后来的情况看，解承强是过于悲观了。朱哲琴之后的音乐创作成为少见的艺术上达到相当高度、商业上亦能拥抱市场的成功案例。 

　　“如果在国外的音像店只能找到一张中国唱片，那么它很可能就是《阿姐鼓》。”这句话流传甚广，用以形容当年中国女歌手朱哲琴给世界乐坛带来的初次震撼。飞碟唱片的老总吴楚楚首先听了这张唱片，震撼不已，便在华纳唱片全球年会上站起来推荐：“我要耽误大家几分钟，我要播一个东西给你们听，你们必须听。”华纳策动一次全球发行，必须每一个国家、地区的分公司都同意才行，于是这次“冒然”的年会推荐赢得了50多位分公司总裁的一致通过。 

　　1997年朱哲琴推出她和何训田合作的第三张唱片《央金玛》。黄燎原记得，在这张唱片出来前后，他们讨论过多次。朱哲琴解释了很多《央金玛》和《阿姐鼓》的不同，但在黄燎原看来，灵感来自西藏的《央金玛》始终是《阿姐鼓》的延续。 

　　朱哲琴决定给自己放假。“她是很倔、做事很坚决的人，但是她有个好处，也不强求。”和朱哲琴从少年时期便成为闺中密友的Phoebe这样分析朱哲琴的性格。 

　　朱哲琴则说：“当时我觉得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艺术创作都到了一个时间点了。一方面我想找到更大的自由，一方面《阿姐鼓》成功后去到哪里都是《阿姐鼓》，我不想人生因为一个成功而凝固，所以我必须离开了。”与何训田的婚姻也宣告结束，两人没有向外界透露理由。后来她再嫁，对方是一位加拿大外交官。但在日后的岁月里，何训田和朱哲琴仍保持着漫长的密切合作。 

　　讷于言辞的何训田再三推辞，最后还是在电话里评价了这位曾经亲密的战友：“她是个很有思考的人。她很倔，这是她最可贵的。现在很多人都不倔了，做艺术如果不倔，就没你的份了。” 

　　大家都提到了她的倔，但显然在倔强之外，朱哲琴还有另一些东西吸引着她的朋友们。“她和很多朋友都是友谊Keep了20年以上的，她有她的魔力。”长居国外的Phoebe说。钱文忠——季羡林的关门弟子，曾在朱哲琴的专辑里吟诵梵文，认为朱哲琴的魔力就是“说不清”：各个领域都有她的朋友，他们彼此并不相投但和朱哲琴总能轻易地走到一起，她给很多人的感觉像家人，亲切、踏实、若有似无。 

　　孙冕自视为“家人”中的一个。现在是《新周刊》社长的孙冕，1990年第一次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哎哟，把我弄哭了。”再见已是十年后，在海南一个活动上，他在朱哲琴的《天唱》歌声中恍惚看到了自己已过世的老父，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那天晚上他敲了朱哲琴一夜房门，说要追求她，她不理，他就在门口睡着了。第二天他飞回汕头老家，赫然发现父亲的坟上裂了条大缝。 

　　这让孙冕相信他们是前世有缘的。之后某年，他刚刚离婚，朱哲琴回国，他开车去接她，终于伏倒在方向盘上大哭不止。“朱哲琴摸着我的头，叹气道，老孙啊老孙，全广州就剩你一个老好人了喽。” 

　　“她这个人无欲无求，就像一滩水。和水在一起谁不舒服呢？你也会觉得无欲无求。除非，你想喝水。”孙冕在电话里说起来哈哈大笑，朱哲琴说他是顽童性格，一点不假。 

　　2003年他们和几个朋友一起进藏，去了珠峰大本营。当时，朱哲琴徒步到了6000多米，孙冕则立誓要登顶。今年5月，57岁的孙冕终于登上了珠峰，成为国内年龄最大的登顶者，孙冕说，这要多谢朱哲琴“赠送我高能量的巧克力”。 

　　我问朱哲琴：“有你想要征服的山峰吗？” 

　　“征服这个词对我没有吸引力。特雷莎修女说，有两种人，一种人他看中了某座山，爬上去，他便说我到了，这里是我的了。另一种人，他爬上了一座山就豁然开朗一次，因为他看到前面还有更多的山可以爬。未必更高，但是不一样的风景。” 

　　她说她是第二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