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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徒报》总编辑:西藏的美好现实和光明前景
 
 
2009-10-28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穆方顺 马赛

  印度《教徒报》总编辑拉姆在“第二届西藏发展论坛”上的专题报告节选

 

 

印度《教徒报》总编辑拉姆

 

  现年64岁的拉姆先生是印度《教徒报》总编辑、钦奈亚新闻学院教授、南亚传媒委员会主席。自1978年以来他15次访问中国,多次深入西藏自治区及其邻省藏区考察。本月22日,在罗马举行的“第二届西藏发展论坛”上,拉姆先生做了一篇长达数万言的《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专题报告。此文是该报告的一部分,标题为编译者所加。

 

  西藏人民享有从未有过的人权和自由

 

  西藏过去社会经济基础极端薄弱,如今取得了巨大而坚实的进步。1959年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并逃亡之后,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封建农奴制度被废除,社会主义制度登上西藏的历史舞台。现在,你会在很多普通的藏人家中看到毛泽东的肖像,因为他继续被视为贵族僧侣拥有几乎全部土地的旧封建制度下百万农奴的解放者。西藏人民如今享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权和自由。

 

  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检验人权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进行判断。根据阿马蒂亚·森的分析,预期寿命、文化教育水平、营养状况、卫生保健条件、就业率、社会尊重和政治参与度等指标,是评估个体和社会发展情况,亦即衡量真正自由的重要标准。如今西藏发生的事情,证实并丰富了这一有着深远政治影响的理论。

 

  我们可以从上述角度有效地看待西藏的发展。

 

  可以肯定,未来的西藏不仅仍将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好地实行自治,崛起的中国也将极大地帮助西藏未来的发展。“流亡西藏”群体中的多数人可以回到故乡,参与建设西藏的未来。如此一来,西藏将有望在21世纪中叶、甚至可能更早,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并成为现代化的地区。

 

  西藏成为现代化地区的决定性因素

 

  这些预测是我在过去9年对西藏自治区三次深入考察后得出的,它基于五个决定性因素:

 

  首先是经济的迅速发展。2007年,西藏自治区的GDP增长率为13.8%,而中国整体GDP增长率为11.4%。2008年,尽管受到拉萨骚乱、地震、寒冬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大影响,西藏的GDP增长率仍然达到了10.1%。2009年,自治区政府有信心达到10%的GDP增长率,使其连续17年呈两位数增长。

 

  第二是看得见的事实: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物质的繁荣、人口的稳定增长、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教育和技能培训以及现代化总体进程,正在改变着西藏人的生活、工作和心态,特别是那些占西藏人口大多数的年轻人。

 

  第三是西藏自治区的内外部政治气候有了来之不易的改善,破坏稳定的企图难以得逞。这高度符合以建设和谐的和稳步推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的总体发展进程。

 

  第四是青藏铁路,这个1956公里的工程学奇迹将带来与内陆连通的引人注目的飞跃。

 

  第五个因素是“西藏独立”运动的虚幻世界的可信度同西藏现实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达赖喇嘛被迫降低其政治诉求,声称寻求在统一主权和“一个中国”原则下“高度自治”的解决方案,就是这种差距的反映。

 

  伴随着工业、服务业和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伴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现代化,伴随着充足的新增就业岗位,伴随着消灭绝对贫困的成果,伴随着开明的环境保护方案,伴随着对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宪法赋予的西藏人民自治的认真尊重,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把“建设和谐社会”作为中心任务,崛起的中国一定能够实现西藏自治区的全面发展。一个庞大的国家很少得到这样的机遇,能够集中各种蓬勃发展的内外部资源,来改善居住在中国八分之一领土面积上、占全国人口0.21%的287万公民的生活。

 

  西藏成为现代化地区的决定性因素

 

  这些预测是我在过去9年对西藏自治区三次深入考察后得出的,它基于五个决定性因素:

 

  首先是经济的迅速发展。2007年,西藏自治区的GDP增长率为13.8%,而中国整体GDP增长率为11.4%。2008年,尽管受到拉萨骚乱、地震、寒冬以及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大影响,西藏的GDP增长率仍然达到了10.1%。2009年,自治区政府有信心达到10%的GDP增长率,使其连续17年呈两位数增长。

 

  第二是看得见的事实: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物质的繁荣、人口的稳定增长、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教育和技能培训以及现代化总体进程,正在改变着西藏人的生活、工作和心态,特别是那些占西藏人口大多数的年轻人。

 

  第三是西藏自治区的内外部政治气候有了来之不易的改善,破坏稳定的企图难以得逞。这高度符合以建设和谐的和稳步推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的总体发展进程。

 

  第四是青藏铁路,这个1956公里的工程学奇迹将带来与内陆连通的引人注目的飞跃。

 

  第五个因素是“西藏独立”运动的虚幻世界的可信度同西藏现实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达赖喇嘛被迫降低其政治诉求,声称寻求在统一主权和“一个中国”原则下“高度自治”的解决方案,就是这种差距的反映。

 

  伴随着工业、服务业和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伴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现代化,伴随着充足的新增就业岗位,伴随着消灭绝对贫困的成果,伴随着开明的环境保护方案,伴随着对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和宪法赋予的西藏人民自治的认真尊重,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把“建设和谐社会”作为中心任务,崛起的中国一定能够实现西藏自治区的全面发展。一个庞大的国家很少得到这样的机遇,能够集中各种蓬勃发展的内外部资源,来改善居住在中国八分之一领土面积上、占全国人口0.21%的287万公民的生活。

 

  达赖是图谋分裂中国的政客

 

  十四世达赖喇嘛是一个手段高超的政客,是以寻求建立“大藏区”、脱离祖国为目标的运动领导者,一个同国外势力勾连在一起的反共的分裂主义政治人物。

 

  达赖喇嘛过去的记录无疑证实了这种判断,也暴露了他现在宣称的“不寻求独立”的谎言。1951年他接受对西藏的和平解放,同意并支持《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17条协议的关键内容就是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合作,维持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以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地位和职权,还有一条重要的宽容规定,那就是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中央不加强迫”。

 

  然而,达赖喇嘛逃到印度之后却公开宣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59年9月,他违逆尼赫鲁总理的建议,徒劳无功地企图让联合国干涉西藏问题。1960年,他命令在尼泊尔改组“四水六岗卫教军”,成为对抗中国的军事活动的同谋。他的“西藏流亡政府”及其《未来西藏宪法草案》和一些挂名机构非法运作,漠视印度官方长期以来关于不允许藏人“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的立场。

 

  过去30年来,达赖喇嘛广泛游走于世界各国,为西藏问题国际化寻求支持,并为使该问题得到“满意而公正的解决”提出了多种具有分裂主义性质的建议。他每年3月10日演说的内容和论调,则根据他对国际形势和中国所处地位的理解不断调整变化。然而,在其主要表述中,达赖喇嘛始终坚持的立场是:西藏从远古时代起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是亚洲心脏地带的战略“缓冲国”,为区域稳定提供了保障;西藏从不承认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对其拥有“主权”;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本质上属于“殖民”力量的“占领”。

 

  同样重要的是,他虚假地指责中国政府通过发动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人口迁移和汉化的政策同化西藏人。而事实清楚地表明,按照官方的人口普查以及外国观察家和专家的证实,西藏自治区92%以上的人口由藏人组成。达赖喇嘛甚至无端地指控中国实施“大屠杀”,消灭了超过100万藏人。

 

  达赖喇嘛还提出了重新成立包括卫藏、康区和安多地区在内的“大藏区”的要求。这就用另一种形式复活了20世纪初英国人提出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企图,即建立“外西藏”和“内西藏”两个地区(后者由有藏人居住的中国其他几个省份广大地区组成),图谋在这两个地区削弱中国的主权;达赖喇嘛甚至要求中国中央政府“不干涉”外西藏的事务,交出包括任命内西藏地方长官的权力。

 

  他要求“中国军队”撤离“大藏区”,并“召集一个地区和平会议保证西藏的非军事化”。如果达赖喇嘛得逞的话,通过肢解中国的4个省份,一个单一的“去汉化”行政区将形成,从而将分出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代替现在占中国领土八分之一的西藏自治区。

 

  他甚至企图让印度卷入他的政治计划之中,在一次研讨会上他瞅准机会,称“印度比中国更有理由拥有西藏的主权”。幸运的是,这种暗示在印度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在2008年3月28日发表的一份呼吁中,达赖喇嘛声称他“时常寻求西藏问题在汉藏民族长久互利的基础上获得解决”,并说自己“为避免西藏人民从一个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这份呼吁中包藏着一个新的要害:达赖喇嘛表示相信,按照他的主张,“包括西藏、新疆和内蒙古在内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这句话被一些评论家解释为“达赖喇嘛活动的新趋势”,即联合其他民族分裂势力甚至是恐怖主义组织分裂中国。

 

  有一点是清楚的:西藏自治区和中国其他4个省份中的藏族自治地区会在一个统一的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下——以它们与众不同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

 

  我完全同意2009年2月3日中国发表的《西藏民主改革五十年》白皮书中的预言:“复辟没有出路,分裂没有前途”。“十四世达赖喇嘛只有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放弃任何复辟旧制度的图谋,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散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停止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才是唯一的出路。”(光明日报驻罗马记者穆方顺 马赛节选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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