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纪律不允许汉族干部随便去藏族人家做客，尤其是贵族。作为旧贵族的《西藏日报》副主编曾几次请陈宗烈去做客，但陈宗烈最终只能推托有事不去。“他也能看出来，也觉得遗憾，当然他也知道我的难处。实际上，当时我是很想去看看他们是怎样生活的。”但陈宗烈终于有机会前往大贵族也布希·朗顿家。这位曾担任过西藏政协副主席的大贵族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亲侄子，还当过旧藏政府的噶伦和司伦。朗顿的家正好在当时西藏军区大院旁边，西藏军区政治部本来就是他们家大宅院的一部分。在和平解放后土改前，朗顿就把院子让出来给了军区，于是从军区大院进朗顿家的大院变得非常方便。陈宗烈说，朗顿是一个爱国的上层贵族，意识里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西藏属于中国，西藏必须服从中央政府。陈宗烈经常和几个同事去朗顿家喝咖啡，这并非赶时髦，当时贵族家庭生活的富裕，在某些方面比内地更加与国外同步。“和其他藏人不太一样，朗顿家有个客厅门口用英文写着:请进。客厅里的摆设都是欧式的，家里有专门做西餐的厨师，可以做各种各样西点。面包每天都烤的，咖啡随时可以煮。”陈宗烈说，朗顿家不但接受了西式生活方式，思想上也比较现代化，“他的女儿是话剧团的演员，女婿也是话剧团的，汉话讲得很好。” 

　　帕拉庄园内遗存的为数不多的物件显示出庄园主人生活同样丰富多彩。木质的羽毛球拍和琴盒应有尽有，一双旱冰鞋和记者童年用的几乎一模一样;许多讲究的帽盒显示出主人生活的讲究。当然最多的还是传统的奢华品:男主人冬天的卧室里，一圈卧榻上铺着猴子皮、云豹皮、土豹皮和鹿皮做的坐垫，镀金的马鞍并非常人有资格使用，进口的留声机来自印度。织物有珍贵的金丝锦缎，皮鞋和马靴则从藏式到英国进口的不下几十双。金银器皿和进口手表根本不能令人惊讶，巨大的野牛角是在藏历新年里饮酒用的。白多说，这是自己斟酒用的酒具，倒酒时不能发出响声，否则就罚酒。但是牛角容器的空腔很难不出声音，不会倒酒的，往往没喝完就醉了。 

　　最令人惊讶的是贵族家的法器。一个上镶纯银盖子，下以纯金托底的头盖骨酒器赫然出现在柜子里。白多说，这必须是高僧的头盖骨，用作这样的法器乃是一种尊重。而另一个据说用处女的大腿骨制作的法号，庄园人解释，这样的骨头来自天葬场，并非取自活人。 

　　经济上的富裕是贵族生活方式的基础，所有这些财富自然都来自遍布西藏各地的贵族庄园。即便是爱国贵族，在解放后也并没有马上摆脱过去的生活方式。第一批入藏的18军老军人王贵当时在西藏军区当作战参谋，经常和爱国西藏上层人士打交道。那时候阿沛·阿旺晋美已经是西藏军区副司令，王贵有机会经常和他见面。阿沛在拉萨的宅子里，当时还有十来个仆人，“贵族一般都生活在拉萨，并不住在庄园。只有少数没有世俗官职的贵族可能住在庄园里。阿沛的宅邸现在拉萨城关区委所在地，但是吃的、用的，一切的东西都由老家工布江达的阿沛庄园运来，到拉萨要七八天时间”。 

　　国家对西藏上层爱国人士也非常照顾。陈宗烈说，他们的副主编当时每月工资就有1000多块，当然发的是袁大头。“副主编每个月发工资时要叫佣人到机关来帮他扛，否则根本拿不动。”同样的一幕王贵也亲眼所见。阿沛·阿旺晋美当时的工资约为每月800多大洋，王贵等机关参谋每个月的工作之一，就是把阿沛的工资用牲口驮送到他家里去。“他的管家在那里一叠叠地数大洋，夫人则带着一大串钥匙在边上看着。”王贵说，有一次数完之后，驮运大洋的佣人对他大发感慨:“啊呀呀，这么多大洋，怎么用得完啊！” 

　　王贵说，阿沛是个聪明豪爽的人，深明大义。后来国家重金赎买他在工布江达的阿沛庄园，大概用了40万现大洋。但阿沛却坚决不要，最后用这笔钱为家乡修了一座桥。王贵说，这样的事情在贵族中相当少见，并非所有贵族都像阿沛和朗顿等人这样爱国进步，“贵族坏的我见到的太多了！格布希就是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