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齐扎拉给朱哲琴打电话，希望她能帮助当地寺院整理诵经。朱哲琴下飞机后直接去寺院，帮助整编喇嘛诵经。一旁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Khalid Malik）与夫人请朱哲琴喝茶，听朱哲琴讲述了她的印度之旅。不久，朱哲琴接到了马和励的电话，请她出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世界看见——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亲善行动”大使。

　　从今年4月开始，朱哲琴和她的音乐采风小组已经走了贵州、云南、内蒙古、西藏、新疆，采访大量当地民间艺术家，录制了七百多首民间歌曲(乐曲)。按照她原来的计划，在考察工作结束以后，朱哲琴将出版两张CD，一张是她采集来的音乐原样，另一张是请全球著名音乐家以采样为基础重新编写的作品。

　　我宁愿吃亏，也不愿很警觉、很冷酷

　　南方周末：你是怎么寻找到那些民间艺术家的？

　　朱哲琴：当地的人民是我们的向导。一是通过政府部门，二是通过当地的朋友。《阿姐鼓》那几张音乐专辑出版后，经常有地方请我去他们那里，许多不同区域的音乐家也希望和我合作，把他们的音乐介绍给世界。

　　2003年，政府进行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从上到下，各级文化系统手上都有一个详细的调查名单，具体到每个村，有几个艺术家，多大年纪，都有详细的备案。

　　南方周末：何训田说，许多不对外开放的音乐，比如西藏密宗的祭祀音乐也为你打开了大门，是这样的吗？

　　朱哲琴：的确，所有寺庙，不开放的、不允许拍照的，我去了都对我开放。他们觉得我现在的工作很有意义，因为我们热爱这些独特的文化，希望这些文化延续下去。也许是因为我关注他们的文化不是一天半天了。包括在印度，大街上、火车站的小流氓、地痞，也都对我特别好。

　　南方周末：为什么？

　　朱哲琴：我到一个新的地方，喜欢把自己放空，对任何东西没有成见，不提防、少猜度。在印度的火车站里，有地痞来问我钱包里有多少钱，我会告诉他有多少，然后笑着打开钱包，他们看了看，就走开了。我觉得人有一种气息是可以传递的，这样的互动会让一种善的东西引发出来。如果你很警惕的话，他们就会知道我在用什么眼光看他。一个人的天性里，有恶也有善，他不是对每个人都恶或者都善。

　　南方周末：你没有遇到“恶”吗？

　　朱哲琴：在旅行中，我经常在路边躺着就睡着了，背包什么的都扔在一边。经常有印度的小孩把我推醒说：“你的包放在这儿，你不能睡觉，让人家拿走了。”我说：“你喜欢就拿走吧。”这样做他反而加倍爱护我。他让我不能睡觉，把我带到前面，帮我把东西背着。

　　我在克什米尔旅行，突然发生大地震，当地伤亡也很大。街上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整个城市沉浸在一个很悲伤的情绪里，加上他们当时又斋戒，人人不苟言笑。

　　我走在马路上，突然钟声敲响，原来还在走动的人就马上顶礼膜拜，非常虔诚。我当时住了在一个伊斯兰教的朋友家里，经常谁叫我去玩，我都会跟着人家走。有一次，我朋友很着急，派了一个仆人跟着我，我很不高兴，朋友解释说怕我不懂语言，被反政府武装埋放的炸弹炸死。

　　我有过无数的这样的经验，人的这种没有猜度的友谊，实际上是可以唤起友谊、信任和美好的。对我来说重要，我宁愿所谓地吃点亏，也不希望变成一个很警觉的人、很冷酷的人。

朱哲琴在吐鲁番跟两个维吾尔族小孩玩得很开心，虽然民族不同，但快乐是共通的　图/肖全　　 

浦·巴达唱的蒙古长调，跟内蒙古的蒙古长调不太相同，他的“有一种颤音”

朱哲琴说，西藏给了她生活答案和音乐灵感　图/高远

　　原生态，不要伪原生态

　　南方周末：你的音乐中带有西藏的色彩，除了音乐外，西藏还给了你什么影响？

　　朱哲琴：1994年，我第一次来到西藏。那时候，整个中国被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多数人都陷在物质的泥沼里。我觉得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但又不知道方向在哪里。西藏人对于精神的纯粹追求，给了我答案和音乐灵感。

　　2000年是马年，我到西藏冈仁波齐的时候，同行有一个司机叫仁青师傅，他是藏人，我们爬到山顶的时候，他坐在一块石头上，从怀里掏出一个包裹，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本经书。然后他坐在那里，非常安静地念经书。我问他念的是什么，他说是藏传佛教的经文，祈祷众生祥和平安，世界和平。

　　一个普通的司机，到了山的顶峰，祈祷的不是个人的荣华富贵，不是他的子孙平安，祈求的是众生，幸福、吉祥、和平。

　　文化传承最基本的是什么？拨开其他一切，最终的东西是一个慈悲，善和爱。我的作品中很多就是谈论生命本质、自然本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依存——这跟我这样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这样的旅行使我这样一个价值观非常狭窄的城市人，有机缘去扩展我的世界。

　　南方周末：这次音乐之旅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朱哲琴：我们全组的人，有做电视、拍照片或者做文字的，我们真正走了一段的时候，才觉得这个旅行多有意思。我原来在中国旅行、在全世界旅行，这次是我第一次真正认识我的国家。你慢慢对地理、对人类生存有非常实质的了解，而不是只通过地理的和电视画面认识它。

　　比如说你从香格里拉来，你看香格里拉的藏族人原来住在那么高，然后越来越低，在地理位置的变迁中，生活形态、文化、礼仪艺术都在变化。

　　从印度回来，我体会到文化不是孤立的。印度文化从波斯而来，再追溯到过去，蒙古人把这个文化带到波斯去，不断融合回流过来，潜移默化、相互影响。唐卡也是这样，一层一层的人物，不同的界，从印度的北部然后慢慢过来，过喜马拉雅山，直到西藏，内容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东西一下子让你的思路真正的开窍了。

　　南方周末：你接触到的这些音乐有传承人吗？

　　朱哲琴：几乎每个地方我们都找到那些音乐的传承人。可是我也很关心年轻的新一代民歌手的状态。我们这次在蒙古东乌旗，认识了一个年轻人叫布贺，才二三十岁。他是个牧民，前几年才开始唱。他看电视上有人参加比赛，他就自己练了几嗓子。一听就是个天才，他就是明天的哈扎木。我特别珍惜他，我跟那个区域的朋友说你要好好留神，不要让乱七八糟的人教，要保留他原来的声音。

　　在内蒙，同样的长调，不同的村子里，唱法就不一样。在贵州，同样一个祝酒歌，不同的村落唱法不一样。有时候，一个村落只会唱一个曲调，然后不管什么歌，都是用这个曲调，反反复复。

　　南方周末：目前，这些民族音乐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朱哲琴：这些民间歌手都不是专业者，他们是当地耕田或者是放牛的老百姓，都是自己跟长辈学唱下来的，高兴了就唱，不高兴了就不唱。所以，我们到每个地方，都鼓励这些老的一定要带年轻人，把自己会的音乐教给年轻人。

　　南方周末：你觉怎样才算保护传统文化？

　　朱哲琴：我有两个观点：一是保护要做到求真求实。现在东西都说是原生态，其实有很多伪民俗、伪原生态东西东西，我们这次从影像、文字、图片、声音，做了了详尽的记录。

　　同时，这些传承应该介入到创作，影响现在的的生活。传承如果在在一个僵硬的博物馆，或者一个一个被人为隔绝的区域里延续的话，这个传承本身就是死的。